水格 十七岁

退去的温度慢慢回溯，我一边发着低烧一边读三毛，看到她写到“那一场拼了命去赴的约会，就在男生和男生喊再见，女生跟女生挥手的黄昏里，这么样过去了”的时候，眼眶竟忍不住涌满了酸胀。
然后炒菜，辣椒苦瓜炒肉，辣椒辣得有些离谱，我的扁桃体以疼痛的方式抗议。方才想起上午在医院的时候，那个堆满了一脸冰茬子的医生在用手电筒照完了我的喉咙之后的自言自语：“扁桃体发炎，左侧化脓，先在去三楼左边去做试敏，再下楼去交款……”与此同时开始在我的病历本上写写画画，对我的提问概不理睬，上午九点，房间里很热，电扇被莫名其妙地用布袋罩起来。在我之前就诊的一个女的将口香糖粘在窗户外的铁栅栏上。而在我之后还有七八个人，穿黑色衣服的妇女，戴黑色大眼镜的奶奶，患了前列腺的中年男人（这里是呼吸内科好不好伐=。=）队伍最末的男生，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身着**制服，是比我先来却在此时也没有轮到看医生的可怜角色，与门上“军人优先”的大字迥然不同。他让我想起了我17岁的时候认识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

最近一直在跟病魔缠绕。
有很多情绪想要抒发，但一想到那些活生生的被携带在身上的疼痛就很气馁，觉得它们就是黑暗吞噬了我生活里美好光明的一面，生活不是拍电影，遇到了车祸或者得了什么病，躺在病床上装可怜的模样，然后在导演的一声命下立即恢复如初。那些因为疾病而带来的不良情绪以及永远也抹杀不掉的疼，绝对不会因为谁的一声令下而消失，而是时刻都要与之相处，其亲密关系超越了至亲，父母都比不起疾病跟自己的亲密程度。
我在漫长的时光里，已经学会了和它们的相处。

但我始终不会相处的人就是那些医生们——我没在医院里交款点滴，而是带着药房去了外面的一间小诊所，被扎了三下，很疼，又是空腹，临近点滴完毕，我几次要呕吐——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很多时候遇到的医生都叫人吐血，记得有一次腰因为扭伤而一次水肿我询问医生如果能两侧看起来一样，他的回答是让另外一侧也肿起来，然后去药店或者看医生的时候他们好像都恨不得给你开最贵的药来用。也可能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很糟糕的可以不被重视的那种。其实，我这个人是需要慢慢被挖掘的=。=

因为生病，我突发奇想地要去寻十年前的一个老朋友。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绝对够夸张，他整个脑袋裹着纱布躺在床上，几近一动不动。在看到我和父母被医生带进3026病房的时候，躺在床上的他转过头来，两只眼睛弯下来，目光好奇地注视着这个病房的新客人，比起已经躺在那里的病人，脑癌、羊角风、车祸导致脑粉碎以及大学生斗殴等等个个已经惨不忍睹的模样，我看上去还算是体面些，但也实在好不到哪里去，其实在来到大城市之前，我便自知自己是一副丑小鸭模样，瘦小黝黑的少年模样扔在街上再也寻不出，没有任何惹人怜爱之处，何况，彼时，我的病尚悬于医生的诊判之中，因此也是一脸的惶恐，医生忧心忡忡地说若是脑脓肿或者是脑囊虫就好了，要是脑癌或者脑瘤那就没得治了。他指着CT对我的父母说，其实他们俩根本看不懂那片子上的病灶，但他们俩都瞪大眼睛看着，就好像能把那病给看羞了看没了一样。那时所谓的脑囊虫在下午已经被排除了，我去了省血液中心查了血，没问题，只是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因站立不稳摔在车上，周围人只顾笑话我，爸爸拉我起来，我恨不得这辈子再也不做这铁皮玩意了，后来才知道，那是我因之前做CT打造影剂有过敏反应而产生的眩晕，这个疏忽没被立即发现，后来我差点因此丢了小命，这是后话。

"我在漫长的时光里，已经学会了和它们的相处"。

好像最初同学也都这样打招呼或者聊天的。
——“你中考多少分？”
——“571。”
——“那你是自费生啊？”明知故问的语气，目光盯在我的课本上，我下意识用手护住课本，他继续说，“你是不是咱们班分最低的啊？”
“……”
我不记得那时的自己有哭过没有。
爸爸总是嘱咐我要好好学习，迈进了一中就等于一只脚跨进了大学的校门，我读小学的时候爸爸受村会计委托给他在一中读书的儿子送东西时爸爸就带我来这里瞻仰过，那时他也这样教育我说，他说你忍耐这几年寒窗之苦长大了才不用下田种地，你这身板要是干上庄稼活指定吃不消，我已经给于老师塞了钱送了家里的笨鸡蛋，在学校里有谁为难你，请他为你帮忙……

我热切地渴望自己能用到新教材，只因我想抹掉贴在脊背上的可耻标签，我宁愿当一只蜗牛，也不想被别人议论指点，我想把自己藏在壳里，世界是草长莺飞还是兵荒马乱与我全然无关。

不仅用不上新教材，就算我语文成绩非常好，我高中三年也没有机会当选我梦寐以求的语文科代表，住宿以及食堂条件差到让人崩溃，时至今日，一想起那些三年的生活，我都忍不住要掉眼泪。那是一段又漫长又疲倦的被黑色的浓雾包裹起来的记忆，丝丝缕缕的伤一直牵连到了今日，我离开家，在几十里外的陌生县城里开始求学生涯，对当下与前途一样充满了无知和恐惧，不断有学长因为高考落榜回家种地，因而被村里人讥笑为“不是读书料还有脸去浪费父母的血汗钱”，那样刻薄尖利的话他们操着爆破音在大街上赤裸裸毫不遮掩的说，就仿佛是一道闪着白光的刀子朝着你的额头切过去。

那是一段又漫长又疲倦的被黑色的浓雾包裹起来的记忆，丝丝缕缕的伤一直牵连到了今日

我开始明确觉得自己不行，自己技不如人，自己一无是处的无可抵挡的自卑情绪始于我的17岁。都是一些肤浅的缘由，我不帅，我没钱，我不会打架，我穿最土的衣服，我是被人瞧不起的自费生，好像也没什么朋友……那时候还没开始写作，甚至连正经八百地读文学书的生涯还远未开始，连交代清楚一件事的作文能力也并不具备，我就像是无用的多余的而且隔三差五还要感冒发烧的一个纸一样薄的人。没有谁会乐意跟这样的人亲近。

即便是冬天，5点也要爬起床，而那时天还黑得严实，起床的折磨实在要人命，黑暗中排队到风黑月高的外边去洗脸刷牙，动作慢一点，水立刻就结上了冰碴。住得又是大教室改建成的集体宿舍，能容纳两个班的男生一共40多人。宿舍里冷到晚上必须和衣钻进被子才能有暖意，每天晚上熄灯之后指望立刻睡觉是绝然不可能的事，有的男生从第一天来就传播黄色思想，有的人支起手电筒继续挑灯夜读，有的人在黑暗中打手枪，也经常会有吵架斗殴……这些都是我闻所未闻前所未见的，这些新知带给我的却是无一例外的恐惧。

我害怕他们什么时候会把焦点投放在我的身上来。
于是努力蜷缩在角落里不使人注意到我。
中午在食堂吃饭，10个人一桌，准时开饭不等人，为了填饱肚子，男女生均练成狼吞虎咽的本事，稍去晚5分钟便会杯盘狼藉。卫生条件又极其差，有时会在吃饭的时候看见老鼠在脚下出现，于是那些女生的尖叫就像是要把房顶给掀开了，夏天的时候，白色的天花板是黑的，因为那上面密密麻麻的落满了苍蝇。
还有最让我呕吐的一道菜，南瓜炖肥肉。每次吃到里面的肥肉我就恶心到想吐。
我上高三的时候有学生拿砖头将食堂主任家的玻璃敲破了。他就是一个大英雄，我们都在私下里猜测到底是谁干的。太了不起了。

那时我实在是太小了，还不会照顾自己。生病发烧自然是家常便饭，最要命的是凌晨烧起来，烧到40度，连床都爬不下来，我哭着摇醒身边的同学王守祖问他有没有感冒药，往往都是一无所获，有时即便找到药丸，因病得太重，病情不能得到缓解，而学校又没医院诊所只能熬到天亮，有一次烧得我受不了，就独自一人离开宿舍顶着漫天星光到操场上走路，走得很慢，一边走边哭，不敢哭很大声，怕有人听见呵斥我。那些发高烧又束手无策的夜晚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我都觉得我要死了，我恨铁不成钢地想着，但愿我就这样死去吧，这样我就不用遭罪了。

但愿我就这样死去吧，这样我就不用遭罪了。

第二天我连走路去诊所的力气都没有，有几次是我的初中同学李宝春背着我去，没人陪我，我就自己在学校门口找三轮车，我坐在车上，脸色苍白，浑身虚汗，车子稍微快一点，都像是要把我身体里的五脏六腑颠簸出来，那种身体里每个器官都像是错了位或者岌岌可危的状态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忆犹新。
这种状态贯穿了高中三年，即使是在高考的前一天我还发烧到42度，看病的医生的脸上都堆满了抹不去的愁容，他甚至特意买了几十块冰棒为我物理降温。
我恨感冒。
我恨发烧。
我恨如此惨不忍堵的17岁。

我最后被确诊为脑囊肿，而追溯病因，竟是因为多次高烧未得到有效遏止引起的。其实病灶早已经形成，只是尚未成型，但不断以某些迹象作为征兆提示着我。经常性的头疼，开始还只是感觉伏案的书桌像是要飞起来，后来便是总能听见别人的歌唱，一直到有一天物理自习课，我在跟同桌刘萍的争执声中快速地丧失了听力和说话能力，跟哑巴一样只能发出啊啊啊的声音，那一瞬，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被四个男同学送去了诊所。第二天，自己去医院做检查，CT片子出来之后，两个医生在那张片子面前议论了很长时间，却在转向我的时候秘而不语，要求我去找家里大人来。我央求说无论什么结果直接告诉我就行，他们还是坚定地拒绝了我。我又没有电话，父母也没有，只能托人捎信，最快也要次日能到，于是那一天的黄昏，我觉得我真的要死了。
我抱着头，坐在医院走廊尽头的塑料椅子上伤心欲绝地哭了。
我背后的窗户也那么适宜地蒙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刮着狂风，阴霾着天。这么哭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想通，又不想让别人看见我哭鼻子，我就走出了医院，反正也拿不到片子，我的眼睛红红的，迎面走来的竟然是我的同班同学，她们家里都是县城的，平时不住校。她们问我病好了没有，我笑着说好多了，昨天我都不会讲话了，今天不仅会讲话了而且还听得见你们跟我打招呼。她们说那就好，于是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