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青年作家庞鸿的信——直言我对《刘大凡和她的同学们》的不满

给青年作家庞鸿的信

——直言我对《刘大凡和她的同学们》的不满

刘绪源

庞鸿：

你好！

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已是第二次读你的小说了——当然，很惭愧，读的是同一则短篇《刘大凡和她的同学们》。先是小说集的编辑请我看你的作品，希望能写几句话。我看了以后，说心里话，不太喜欢。因怕贸然的批评会打击你的积极性，所以婉谢此事，没有动笔。这次，《中国儿童文学》的编辑再次提出，让我对你的小说谈点意见。她们的动机，显然都是为推进你创作的发展，我为她们的诚恳所感动，遂决心将想法写出来。希望你只是将它看作一种参考意见，并希望你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我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我觉得，小说的调子太灰暗了，看了很难受，感到很扭屈。这话听起来有点怪，生活中，灰暗、扭屈的事，实在太多了，为什么不能写进小说？难道一定要写些光明的事才算好小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感到，这样的灰暗和扭屈，并不是因为你对生活中同样的事物有了真切的感受，于是这样写；　而是因为你想做成一篇打得响的小说，有更多的人看，或者说，能打动更多的读者，所以才这样写。说得不好听一点，也就是古人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而读者的审美感受十分奇怪，有几分真，几分假，从道理上未必说得出，但心灵感受马上就能直觉出来，于是就不舒服。我两次读这篇作品，两次同样地不舒服，第二次很希望自己能舒服一点，以否定上次的感觉，但是不能够。这就像喝茶，茶好茶坏，一喝就知，味道如此，骗不得自己。但要说得清，就不那么容易了。

但我还是勉力地来说一说。我相信，你在中学生活中，一定有过，或观察、体验过像刘大凡那样的孤独吧，比如有了手机却一直没人联系你，很想和同学交往但一直受人忽视，有时有了点希望到头来却是场残酷的误会，甚至，还会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和羞辱……这一切谁都难免，哪怕最优秀最得宠的孩子，有时也难免。青春期的敏感和憧憬又常常会夸大这些负面感受。把这些写成小说，当然很有意义，也一定会打动过去的和今天的中学生们。可是，你在抓住这些真实的记忆或感受之后，却不断给它加码，就怕它不够强烈，就怕力度还不足，于是，刘大凡不仅名字难听，还长得丑，还奇胖无比，还因胖和丑成为校中的名人，到处被人辱骂（甚至在厕所里也能听见锥心的侮辱，小说开场后她就进入厕所，闻着难熬的臭气，听着没完没了的侮辱，茅坑蹲得腿疼了却不能出去，身体和心灵受到全面挤压），据说身上还有臭味，同学都难忍受她，成绩又不好，家里又穷，为医治肥胖症她就偷家里的钱，相依为命的爷爷已把自己买墓地的钱都为她付出了……这样的描写，这种把所可设想的一切羞辱性压力全堆到一个人物身上的写法，这种唯恐读者不被打动、不生同情的创作心理，我以为是失分寸的，是不够稳健和成熟的。凡事都有度，过了这个度，就会适得其反。你本想让人同情，但看了你的描写，同情渐渐就变成厌恶——不是对这个人物，而是对有关人物的描写。我以为，少年期的灰色回忆，本不应如此绝望，生活至少也是多彩多色的，不会只是灰黑。而且，文学的感染力，常常不是直线推进，它会呈现巧妙的曲线。就如弹钢琴的力度，是否用力越大就越有力度呢？要那样，让大力士来弹琴，是否都可超过郎朗呢？力度是在对比和变化中产生的，有时琴键中一些快捷轻微的声响，同样有声如裂帛之效。钢琴大师刘诗昆缺乏美学思想指引，晚年渐入魔道，有时简直就是在“砸琴”，我听他的演奏时，真想掩耳而逃。可见，只以直线方式加码，在创作上是很可怕的事。有经验的作家一边写，一边会停下来掂量和反思，会体会一下所写的是否合于人生常情，并不断调整文字与生活质感间的距离。这就像做学术研究，有了大胆假设，在论述时，还得小心求证，看看到底对不对，不能硬着头皮往下写，只管说自己的，说下去就是真理——那就变成自欺欺人了。画家更说明问题，你看他作画，画几笔，就会退后几步看看，有不对的，擦擦，改改，这都是创作常态。我觉得你的这篇小说，就是在一味地往下写，而没有更多地与自己的人生感受“对表”。

其实这样的毛病，不只出现在你的创作中，这可说是中国文学的通病。中国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叶圣陶先生的童话名著《稻草人》，就有同样的问题。他只是一味地写黑暗，把黑暗的事件不断地往上堆，从而将创作带到了绝境。为什么他在写了《稻草人》之后很长时间洗手不写童话了？因为写不下去了。他那时觉得“越黑越好”，越黑，就越能激起人们的愤怒和反抗；但是，很快就黑到头了，没法再黑了。要黑，要惨，要受辱，要倒霉，要苦，要恶，要好（写极端的善人，一如过去的劝善书）……其实都是一件容易事，这种比赛没有真正的意义，很快就会有聪明人跑到终点。而文学不是“越……越好”，文学的尺度比它复杂得多！文学要达到心灵之真，生活之真，人生之真，这种真是千变万化的，充满个人体验的，包含了人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所以是永远不会走到头的。总之，“越……越好”，那还是从概念出发；而文学是从生活出发的，是个体创作生命的体现——它要有“真生命”。
　　也许你也发现了小说调子太灰，人物受辱太过，所以加了个优美的尾声。这尾声是有生活质感的，但尾声与前面的故事接不上。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全面受压的环境中处于崩溃临界点的女孩，除非有特别的心理素质和潜在的才华，她才可能突围。生活决不会这么轻易地给你好果子吃。而你并未写出刘大凡的非凡的一面。说真的，要能顺理成章将前文与这一尾声相衔接，那需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力。你把这个过程跳过去了，并未显现那样的笔力。所以我不得不说，这个结尾也是不真实的。从正文到结尾，都是作者牵着人物在走，不是人物按生活的轨迹在走。

应该说，在一些具体描写中，在对人物心理的体验中，你显出了自己的才华。你的文字很有表现力，在对生活具体片断的把握上能看出一个作家让人放心的潜质。但你本科的戏剧写作的学习会不会反过来影响了你的小说创作？写戏强调“编”，注重“做”小品，在抓住一点戏剧动机后往往要求向更强的戏剧性推进……这一切，会不会干扰了你从生活的质感上把握文学的分寸？这只是我的猜想，但你不妨思考一下。

前面说过，此信只是一点个人观感，仅供参考而已。文学的路很长，希望你能走得很远！

又及：写完此信不久，又读了你的另一短篇《许我向你看》，我发现，这篇就要好得多，没有了“刘大凡”系列的毛病。这说明你是写得好的，使我更相信了你的潜力。故在此附笔：向你致贺！

（原载2013年8月22日《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