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肚量听真话——我看“文学陕军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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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描
　　■我曾较长时期在陕西文学界工作，对陕西情况比较了解，新时期文学陕军队伍建设，年轻作家的成长经历，他们怎样一步一步“冲出潼关”，走向全国，作为陕西作协曾经分工负责青年作家培养的书记处书记、曾经的《延河》文学月刊主编，我是亲历者、见证者，眼见情势今不如昔，问题多多，我要是只打哈哈，不说真话，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陕西文学陕西作家。
　　
　　有消息称：12月10日　《西安晚报》“文化新闻”专刊，拟刊发在北京召开的“文学陕军再出发”学术研讨会报道，报纸印出发行在即，突然被有关领导部门叫停，指示：撤掉白描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专刊重排，报纸重印。于是，数十万份印好的报纸全部作废，手忙脚乱的《西安晚报》干脆撤掉整个会议报道，换上悼念红线女逝世的一篇文章，原来的版面填不满，只好再用几乎占整版四分之一的篇幅，发了一幅剪纸窗花，才避免了报纸“开天窗”的无奈和尴尬。
　　如今办报，此事少见。始闻消息，有一阵子我难以置信。12月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等主办，陕西省作家协会等承办的“文学陕军再出发”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作为受邀者之一，会上我谈了对文学陕军后继乏人、青黄不接现状的忧虑，纯粹就事说事，探讨陕西文学如何发展，且自认为都是肺腑之言，何以会弄到报纸几乎“开天窗”的地步？但事情还不算完，研讨会上我的发言，工作人员根据录音整理出来，我做了个别词句的改动，发在我的博客上，新浪“博客频道”立即在首页予以推荐，《中国作家网》于当天在“精彩博文”栏目予以链接推介，不知何故，《中国作家网》的链接博文一天之后被删除。12月16日，《文艺报》整版刊载9日研讨会专家发言，《文艺报》　一位负责人抱憾地向我解释：我的发言未登，见报内容是陕西方面提供的稿子，对于为什么唯独删除我的发言，这位负责人也表示不解。
　　我说了什么？是什么让陕西有关领导部门如此紧张不安？如此严防死守？
　　看来有必要交代一下我在会议上的发言要点——
　　一、文学陕军面临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现状。新人队伍不成形，优秀的“70后”、“80后”作家更是凤毛麟角。文学人才队伍建设不光比不过广东等文学大省，和相邻省份比，北比不过宁夏，东比不过河南，西比不过甘肃。我们的目光不能老盯着既往的辉煌，还应该更多地去关注新人成长。这个问题早已存在。八年前，陕西有家媒体采访我，我就谈了这种忧虑，后来文章发表出来，标题是《陕西文学这口油井面临断喷的危险》。多少年来，陕西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文学主将身后，出现大片空白，大片可耕耘、可供文学人才成长的沃土呈现荒芜状态，令人心痛和可惜。
　　二、长期以来，陕西这么一个文学大省、强省，缺乏文学发展战略眼光和战略规划，切实的措施很少。比如，具有创新机制的文学院，在全国是最后一个建立的，实践证明推动文学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建立签约作家制度，陕西是最后一个才实施的。改革的滞后，体制创新方面的不作为，直接影响到新世纪陕西文学新军的队伍建设，拖了陕西文学发展的后腿。
　　三、现在提出“文学陕军再出发”，基础性的工作是把人才队伍建设好。胡采、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第一代作家已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文革”后涌现出的第二代作家，不少人离开人世，留下的陈忠实、贾平凹等，年龄也不算小了，今后谁来支撑陕西文学的大厦？怎么培养人才？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不要急功近利，先耕耘、播种、培土、浇水，让苗儿茁壮成长，这需要呕心沥血，做切切实实的工作，不是几句口号，开一次大会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你把旗帜树起来，人才队伍就能发展的问题。
　　四、在这个会议之前，也有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从陕西传来，省委书记赵正永在陕西六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不光令陕西文学界感到振奋，也迅速在北京的陕籍作家中传开，大家都感到鼓舞。这说明发展陕西文学，已纳入陕西经济文化发展的战略布局当中，今后陕西作协的工作也许会更顺畅一些，放手作为的天地会更大一些。希望这个会不是在北京放了个礼花，放过去就完了，希望陕西———我的家乡的领导们，文学工作者们，包括文学陕军的老大哥们，对后辈人多给予一些关注，多给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不要让陕西文学的秧苗断了。
　　诚然，这个发言主要谈问题，不是唱赞歌，与颇具仪式感的宣示出征的喜庆热闹气氛不太搭调，但并无什么过头之言。我曾较长时期在陕西文学界工作，对陕西情况比较了解，新时期文学陕军队伍建设，年轻作家的成长经历，他们怎样一步一步“冲出潼关”，走向全国，作为陕西作协曾经分工负责青年作家培养的书记处书记、曾经的《延河》文学月刊主编，我是亲历者、见证者，眼见情势今不如昔，问题多多，我要是只打哈哈，不说真话，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陕西文学陕西作家。这是我发言的基点和初衷，仅此而已。
　　陕西方面的紧张不安，我是真的不解了。
　　文学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规划，需要组织实施，需要坚持不懈地真抓实干，需要输送养分，需要真诚的奉献和耐心的守候，有时还需要修枝剪叶，打叉捋蔓。陕西在文学人才培养方面，曾经积累有丰富的经验，老一辈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曾经进行过多方面探索，正是他们精心耕耘和忘我付出，新时期陕西文坛才呈现一派繁花似锦的喜人景象。记得从1974年到1980年代初期，老一辈作家、编辑家从“文革”的浩劫中陆续解放，刚刚复出，培养新人的工作便提上日程。初始，“四人帮”尚未下台，为了避嫌，他们苦心孤诣，把一些认为是苗子的青年业余作者借调到复刊的　《延河》（当时叫　《陕西文艺》），以“工农兵掺沙子”的名义，让他们接受文学的基本训练和熏陶，那是与当时文学潮流不一样的言传身教。较早一批进入编辑部的“受训”人员，小说组有路遥、牛垦（农民作者，后入上海戏剧学院）、叶咏梅（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主任编辑），我也幸运忝列其中。诗歌组有叶延滨（后任《诗刊》　常务副主编），评论组有徐岳（后任《延河》主编）等，多年间先后有二三十位青年作者接受过这种别出心裁的栽培。此外，在很长时期里，陕西作协每年都要举办诸如青年作者座谈会、研讨会、读书班、改稿会等活动，老一辈作家、诗人、评论家、编辑家，都出现在第一线，亲力亲为，或授课，或参与研讨，或动手改稿。此后又整合刊物、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的文学评论人才力量，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文学批评家团体———“笔耕”文学评论小组，重点研究陕西作家创作和陕西文学发展。后来驰名全国的一批中青年作家，一批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打磨出来的。20年前，轰动全国的“陕军文学东征”现象，绝非偶然，其渊薮在于经年浩气的生成和队伍的整体集结。最值得一提的是于1985年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这次会议，陕西老中青三代作家40余人参加，一辆大客车，载着与会者从西安出发。会议从黄陵开到延安，从延安开到榆林，最后在毛乌素沙漠中秋节的夜晚，全体人员头顶一轮满月，跪拜熊熊文学圣火，以看似游戏玩闹实则虔诚庄严的仪式结束，我把那次会议称作陕军出征的“沙漠圣火盟誓”。正是这次会议之后，路遥投身《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贾平凹开始写作《浮躁》，京夫动笔《八里情仇》，程海酝酿《热爱命运》，邹志安有了《多情最数男人》，我也开始了《苍凉青春》的写作准备。其时陈忠实中篇写作正得心应手，原本没有长篇写作计划，但当年冬，他在写作《蓝袍先生》过程中，突然勾起对早年私塾先生的记忆，写作《白鹿原》的念头随之而起。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陕西新一代作家整体崛起时期，可谓豪气干云，人才济济。1986年，我任主编的《延河》，拟向外推出陕西文学新人，计划编辑青年作家小说专号，这个专号，不包括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莫伸、京夫等已打出名气的作家，主要介绍崭露头角的更新一茬文学生力军，事先把数十号人马拉到外县一座军营，举办作品研讨和改稿会。专号原计划发一期，但人才实在太多，只好连续两期而且增加印张，以《陕西文学新军三十三人小说展览》的名称刊出，其中就包括现在颇引人瞩目的叶广芩、吴克敬、冯积岐、白阿莹等。正是文学人才的广泛涌现和茁壮成长，才缔造了此后陕西文学的辉煌。
　　现在陕西文学界青黄不接已是公认的事实。《小说评论》主编、陕西作协副主席李国平指出：“陕西文学的断代、断层问题过去就有讨论，但几无成效。今天，已是一个严峻的事实，一个令人焦虑的现象，代际承传有断裂之危机。”李国平分析道：“表面症候是断代、断层，实质是思想，是对文学的认知，是精神传承的断裂。我曾参与过若干次青年作家会议，真的有点失望。因为看不到你的内心，看不到你的困惑和痛苦，看不到你对文学理解的深度，看不到你的独立思考精神。20年前所建立起来的文学思想，文学精神渐被丢失，那一批作家身上优质的品格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反而是他们唾弃的东西有泛滥之势。所以，陕西文学面临着代际承传和思想重建双重课题。”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指出：“‘70后’、‘80后’　的陕西作家游离了当下整体文学发展的脉络。我们正在编一个　‘70后’　文学大系，20位作家的名单里头陕西作家一个都没有，这让我们非常惊讶。”类似这样的忧虑和批评之声，不时可以听到，这是真实情况，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承认，那不是负责任的客观态度。
　　类似这样的问题，都需要静下心来深入研究。本次“文学陕军再出发”研讨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人数之众，声势之隆，超乎寻常。会议除邀请了中国作协高层领导之外，与会专家评论家40余人，陕西赴京作家评论家40余人，各大媒体20多家。上百人的会议，一个上午3个小时，各方面领导讲话之后，留给专家研讨的时间并不多，仅有十多位专家发言，而且规定每人发言时间不得超过8分钟。这能“研讨”出什么？最令人不解的是，陕西一干人马浩浩荡荡开拔而来，头天晚前抵京，会后下午4点打道回府，会上没有安排其中任何一个人发言，如此兴师动众又何求焉？据我所知，这是近年来外省晋京召开文学会议动静最大的一次，但我担心形式大于内容。还是想用会上讲的话来表达我的隐忧：“希望这个会不是在北京放了个礼花，放过去就完了。”真的，我不希望如此。
　　我在陕西文学界工作多年，我青春年华中最宝贵的一段，是奉献给陕西文学事业的，我的心血和汗水曾在这片文学沃土上浇洒，对陕西文学的感情和期望，我相信自己不比现任某些主管领导和其他后继者差，爱之深，责之切，一切皆为家乡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在讨论“文学陕军再出发”之际，忠言有时逆耳，担当大任的领导应该具备听取各方意见的肚量，哪怕是不中听的批评意见。（2014年1月2日《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