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伦敦的水——安泰国民

2.伦敦的水——安泰国民

伦敦城的孕育、发展离不开大西洋暖流和泰晤士河水的滋养。这个位于北纬50多度的城市，与中国黑龙江省北部位置相当，气候却温暖湿润。受益于墨西哥湾暖流（北大西洋暖流）的天然恩赐，河水与海水的在此交互，滋养了水陆众多生物，膏泽斯土，安泰国民。

公元50年前后，古罗马人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格兰，溯泰晤士河而上，看中了距河流入海口几十公里处的这块土地，决定修筑伦敦城。这里河水流平缓，距海口不远，河海交通便利。当然，始筑城者并没有料想到海水有时会“倒行逆施”、“水漫金山”。相比较，地形酷似伦敦的中国沿海城市宁波，早在唐朝就前瞻性地修筑了它山堰，以全力解决海水倒灌危害。1953年，伦敦人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泛滥的海水致使300多人丧生。伦敦人终于明白，河海是一体，泰晤士河与浩瀚的大西洋水息息相关。1982年，在锡尔弗敦修成了工程浩大的泰晤士河拦潮闸工程，化害为利。

泰晤士河经过伦敦人的“点化”，似乎就此具有了更多的“美德”：谦虚、宽容、奉献、坚韧、顽强、不懈、灵活、自洁、公平、适应、低调、温柔、周到、多彩……这条发源于英格兰西南部科茨沃尔德山的“宽河”（塞尔特语），别看她全长仅402公里，流经之处，星罗棋布着英国文化精华。人们曾这样形容：“泰晤士河里的每一滴清水都包含着英国历史。”英国人所以爱之有加。各国尤其是世界文明古国，也多有这样的河流，比如我们也有“母亲河”黄河。想当年，黄河也该像泰晤士河一样，河水清清，水流潺湲，养育了多少华夏儿女，催化了多少中华文明。几千年过去了，泰晤士河风采依旧，黄河却屡屡闹脾气耍性子，“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人与自然如何协调，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其实，中华先贤对河流早有深度的理性认识。早在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就指出：“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明理人奉此为圭臬。1695年，清朝学者吕弘浩在《重开城内河道记》里写道：“夫地之有水，犹身之有血脉。河流塞，则风水伤；血脉滞，则身病，必然之理也。”随着城市发展，填河造地扩城这样的“伤风水”行为不断发生，伦敦也知道这些“天理”。因此伦敦在18～19世纪大力开掘运河，建立并完善了城内水网，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水患，便利了民生和交通，这或许也是伦敦迟迟未建拦潮闸防害的一个原因。

再回首，当年罗马人来到“伦敦”时，泰晤士河生态良好，河道中随处可见鲑鱼、鳟鱼、三文鱼等名贵鱼类。到20世纪，同样是这条河流，连鱼虾也难觅踪影，流经城市河段的河水散发着阵阵恶臭，了无生机。有诗咏叹：“是河流放弃了城市，还是城市疏远了河流？失却了水润容颜，城市不再妩媚灵动。”造成泰晤士河污染的罪魁祸首当然是人类自身! 20世纪中叶，这条“母亲河”再也无法承受工业革命的负面成果——臭气熏天的河水，满目漂浮的弃物，饮用水源的污染……温顺的泰晤士河不甘在人类的虐待中等待灭亡，她能借助潮汐摇荡着将废水杂物回赠市民，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反目。而伦敦的天空污染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有毒有害气体，与浓雾组成混合军团，伦敦烟雾事件和霍乱大流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据统计，事件中仅因饮用水受污染导致染上霍乱而失去生命的伦敦市民就达33000余人。

由此，伦敦对水的认识上升到另一个高度。

1974年，泰晤士河流域的各级管理部门统一整合为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局，专门负责管理净化“母亲河”的水质。泰晤士河流域建造了近500座污水处理厂，每天可处理各种污水达438万立方米。整个泰晤士河流域用于输送污水的管道有4.5公里长，保证了污水排放受到严格的监管控制。拦潮闸的修建，也有效控制了潮汐导致的海水倒灌。

伦敦用这样的行动向泰晤士河乃至更广阔的海洋表达了忏悔和自我救赎之心。

二三十年过去，泰晤士河在伦敦人的“帮助”下渐渐完成了自我修复。在伦敦兰贝斯桥下，有居民起初偶尔看到有鲑鱼在清澈的河水里游动，尔后便有从伦敦塔桥附近钓上来的鳟鱼。据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局的研究人员介绍，现在泰晤士河里的鱼类品种已恢复到100多种。

如今，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河段被称为世界上最为洁净的城市河流之一。它静静流淌，不舍昼夜，流过温莎城堡，流过伊顿公学，流过格林尼兹，流过温布尔登……

中国古语云：“上善若水。”伦敦的水，伦敦的人都当得起如此褒扬。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愿意做一条水草。”伦敦的水值得如此浅吟低诵。（蔡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