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林徽因（环球人物杂志）

 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向北看，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庄严肃穆；向南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底座伫立在广场中心。每天，数以万计的行人、车辆在它们的注视下川流而过。

这两件作品，都凝聚了林徽因的心血。

现在的文艺青年和影视作品热衷于把林徽因演绎成柔弱的美女、多情的才女，并津津乐道她的感情经历。

事实上，颠沛流离是林徽因短暂人生的主要内容。她生于1904年，卒于1955年。短短51年间，祖国大地上外敌入侵、百姓流离、政局动乱，而她，始终与国人家人同甘苦、共患难。在战火中，她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潜心治学；在病痛中，她仍殚精竭虑培养人才；在任何危局中，她都坚守祖国。

这才是真正的林徽因：一位建筑师，一位坚忍忠诚的知识分子。

2014年是林徽因诞辰110周年。在她女儿、学生、亲友的讲述中，我们可以一探林徽因真实的精神世界。

“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

1937年夏天，山西五台山区荒凉、崎岖的路上，出现了几驾步履迟缓、颠簸不已的“骡轿”，上面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妻，33岁的林徽因和36岁的梁思成，还有他们的同事——“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的成员们。

这是林徽因第三次山西之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她曾在1924—1928年赴美学习美术和建筑学，24岁回国后与梁思成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27岁加入营造学社。他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时发现：框架式木结构是中国古建筑的基本形式，于是下决心要找到一处唐代的木结构建筑。

他们从敦煌壁画中得到启示：唐代佛光寺或存在于五台山地区。

走了两天崎岖山路和陡峻山崖后，他们在傍晚时分到达一个名叫豆村的小山村。夕阳西下，他们惊喜地发现，前方一处殿宇沐浴着晚霞的余辉，气度恢弘，佛光寺，它就这样神奇地出现在林徽因、梁思成的眼前。

然而就在此时，数百里外的北平，卢沟桥上响起了枪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匆匆赶回北平的梁氏夫妇，于7月16日和北平高校的26位教授、文化名人，联名致电正在庐山参加座谈会的军政要员。他们一致主张守土抗战，“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

当时，他们的女儿梁再冰正在北戴河同姑姑们一起度假，林徽因给她写了一封信：“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在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林徽因和梁思成连日清点、整理营造学社的研究资料，他们将其存进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被迫离开北平。

当时，匆忙逃难的林徽因不会想到，1937年就这样成为一个分水岭，将她的人生截然分开。1937年之前的林徽因，是传说中的林徽因：出身名门、事业顺利、婚姻美满、儿女双全，可谓幸福生活的范本。1937年之后的林徽因，人生是不断的失去：疾病夺走了她的健康，战争让她流离失所、事业中断、失去至亲。但1937年之后的林徽因，才是真正的林徽因。

1938年初，一家人终于到达昆明。在昆明的3年，整个家庭得到短暂休整，梁思成也有机会在此前从未到过的四川和西康（民国时期旧省，包括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展开古建筑考察。

“日本真打进来，家门口就是扬子江”

1940年6月法国投降后，与希特勒结盟的日本很快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半岛”（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北部。

林徽因一家迁徙到四川宜宾的李庄，这里气候阴冷潮湿，对患过肺病的人很不利。“我们到达李庄是在1940年的12月。1941年春节前，妈妈的肺结核症复发了。她的病症来得极为凶猛：连续几个星期高烧到40度不退，夜间盗汗不止。当时爹爹正在重庆请求政府教育部资助营造学社的经费。李庄没有自来水和电灯，也没有医院，当时没有肺病特效药，可怜的妈妈只能独自一人苦苦挣扎。我早上起床时，常看到她床前挂着十几条被汗浸湿了的毛巾。”梁再冰回忆说。

1941年4月，梁思成回到李庄。他没能给病重的林徽因带来药品，相反，他带来了噩耗——林徽因的三弟、空军飞行员林恒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阵亡了。林徽因听闻这个消息，伤心欲绝。

1944年，12岁的梁从诫同林徽因谈起日军占领贵州都匀、直逼陪都重庆的危局，问母亲：“如果日本人真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林徽因答道：“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母亲握着梁从诫的手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这是第一次，梁从诫觉得，自己温柔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别人”。

“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

在李庄的4年多时间，虽然生活困顿，重病缠身，但林徽因对未来始终保持着一种坚韧的信心：相信抗战必会胜利，相信中国建筑研究事业会继续。在病床上，她开始读书。

“妈妈开始很认真地阅读《史记》与《汉书》等古籍并做笔记，为营造学社研究汉代乃至更早时期的建筑做文献准备，这是后来爹爹主持《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不可或缺的。”梁再冰告诉记者。

梁再冰说：“在李庄如豆的灯光下，爹爹和妈妈整理出了他们多年古建筑研究的资料，后来成为中英文版本的《图像中国建筑史》，那是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换来的。”

林徽因还付出极大的心血，同营造学社成员一起，协助梁思成恢复出版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这两期汇刊出版过程十分艰苦，从石印刻版到印刷全是他们手工操作，装订的时候连外婆都参与了。”

正是对中国建筑的赤子之心，支撑着他们度过了艰难的战争岁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说：“战后我们曾经在中国的西南重逢，他们都已经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我为我的朋友们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

带病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7月，梁思成一家人乘坐西南联合大学的包机，回到了北平这座受尽蹂躏的古都。

在北平复校的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建筑系，聘梁思成为系主任。不久，梁思成应邀赴美讲学和考察。创办建筑系的工作实际上落在了系里聘请的第一位教师吴良镛以及林徽因身上。

清华大学教授朱自煊，是建筑系第一班学生，他告诉记者：“林先生从1947年1月开始授课，讲住宅设计、装饰等。当时的建筑系设在水利馆二楼，台阶很高，生病的林先生根本上不去，我们就到她家里听她讲课。她不在系里挂名，完全是义务讲课。”

1947年夏天，梁思成回国，决定把建筑系改为营建系，成立市镇组、园林组、美术组、文物馆组等。“林先生自然积极地支持、参与这一切。”吴良镛说。朱自煊回忆：“他们的观点一致，他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同一个事业。我们平常都称他们为‘梁林’。梁先生的图比林先生画得好，而林先生的文笔比梁先生更流畅，文学味道更浓醇。所以梁先生说‘我的文章都是林先生润笔过的’。”

但同时，林徽因的健康状况在恶化。1947年冬天，她接受了摘除受感染的肾脏手术。

“国徽的红色中也有妈妈的一小滴血”

在解放军包围北平准备攻城前，清华园已经解放。两名解放军干部造访了梁思成的家，请他在军用地图上圈出北平城内重要的古建筑，以备军队攻城时可加以保护。这使梁、林夫妇十分感动，两人随后组织编写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前言中写道，“以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

新中国成立后，45岁的林徽因迎来了一个忙碌的新时期，她陆续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国徽的主要设计者是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原院长秦佑国回忆，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由于对初选的国徽图案不满意，大会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这里的‘邀请专家’包括林徽因。在她主持下，1949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设计小组提交了第一个国徽图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且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

1950年6月，政协常务会议讨论国徽图案，认为应该在国徽中展现天安门图形，还要增加稻穗。林徽因又组织队伍画图、讨论。6月底，梁再冰从外地回到家中，客厅的情景使她大吃一惊，“沙发和桌椅上到处都摆满了金、红两色的国徽图案，妈妈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完全忘记了她自己是一个病人。当国徽在天安门城楼上挂起后，我常觉得，那红色中也有妈妈的一小滴血，那金色中也有妈妈心中的光辉。”

“这是乾隆taste，怎能表现我们的英雄”

20世纪50年代初，林徽因的身体每况愈下。体重只有50多斤。

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她负责设计纪念碑底座的浮雕纹饰。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关肇邺回忆说：“林先生不能持笔，需要一个人帮助她绘图和跑腿。组织上选中刚毕业的我去做这件事。当时，林先生完全靠记忆列出了一个书目，令我去图书馆借来，从中指出几个不同时代的碑边图案，她随即讲解分析不同的风格特征。林先生的学识极广，谈论问题总是旁征博引而且富有激情，一针见血而又幽默生动。她说建筑师不是测字先生，做设计不能搞文字、数字隐喻。”关肇邺还记得，有一次他把纪念碑上浮雕的线条画得太柔弱了，林徽因看了，幽默地说：“这是乾隆taste（品位），怎能表现我们的英雄？”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走完了51年的人生路。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墓碑，上书营造学社的同事莫宗江题写的“建筑师林徽因墓”。

此时，人民英雄纪念碑尚在施工中，“碑建会”决定，将她亲手设计的一块纪念碑底座雕饰刻样放到她的墓上。追悼会上，两位挚友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写了一幅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1987年，林徽因、梁思成都已逝世多年，他们及助手的“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份迟到荣誉，是对坚毅者的告慰。

《环球人物》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