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峰被安排住在教堂的阁楼上。他已经待在这里两三天了，晚上都没有出过门，唯独今天那么晚了才回来。
“怪不得司机都不肯载过来。这地方太偏远啦！”我边抱怨又边暗自庆幸自己不至流落街头。
“偏远倒是其次，司机不肯过来，应该是因为中间要穿过一大片的‘夜总会’吧。”
“‘夜总会’？！”在台湾，他们都把墓地称作“夜总会”。因为死人只有晚上才会出来活动。
“嘘，神父睡着啦，得小声点。”
木制的阶梯一点也不稳当，加上他的话让我紧张兮兮，走起来摇摆不定。
“所以刚刚那些火焰是老人讲的‘鬼火’咯？”
“有人说这里以前就是个万人坑。”他从包里翻出房门钥匙，嘎吱一声开了，“都只是传说啦，但‘夜总会’肯定是有的，明天早上我们穿出去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看看哦。”他边说边笑，眼睛就要眯成一条线了。
阁楼很窄，但有个天窗，可以爬上去。
“洗澡的话，要到一楼外面有个池子。不过那么晚了，就别过去啦。”
我点点头，走过去凑近崔峰，故作神秘地从包里拿出两罐啤酒。
“教堂里是不可以喝酒的！”崔峰制止我。
“怕什么哩，我在天主教会的学校念书，每天还坐在露天圆台上喝，保安来了，快跑就是啦！”
“我也在基督教会学校念书。”崔峰笑起来的时候好像两只耳朵会动一样。
“哇塞，你该不会说逗我玩的吧！你大几？”
“大四，要毕业了唉！”
“靠幺啦，那么巧，那更要上去一起喝两口才行啊。”我把鞋子脱了就抓住横梁帮上跃，钻出来一下子就到了教堂屋顶。
崔峰伸直手臂把两罐酒递上来给我。他也爬出来坐在边上。
我们两个的脚悬空摇晃。夜里比白天冷。
这里差不多是台湾岛的最南端了，伸出手好像可以碰到星星。而星星一会儿被云遮蔽，一会儿就坠入海里了。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就一个人跑去看三毛在新竹的故居了。”崔峰“嘣”的一声就把罐子拉环扯开了，“三毛有很多故居但我只喜欢这一家，她把它取名为‘梦屋’。丁神父和三毛是好朋友，教堂离梦屋不远，本来是打算找丁神父聊天的，可后来想想应该有很多人找过他就没有打扰他了。你有去过那里吗？”
“没有。我甚至都忘记三毛是台湾人了。”易拉罐碰撞在一起反光可以生出星星。
“那地方，比这里还要冷清。那天我往返差不多坐了十小时车，你知道台湾那么小，从台中到台北坐火车也不过就两小时。不过那部落里的人好像都没有听过三毛了。也没有其他什么悼念者会过去。”
如果在大陆，我是一定一定不会和人提起三毛的。就像是把一块糖果让每个人都分享舔一口，最后就化了。可其实我整个中学时代都是把三毛的书垫在枕边。
台湾作家要数起来，我见过写《儿子的大玩偶》的黄春明，见过写《杀父》的李昂，见过当年和白先勇一起办《现代文学》的陈若曦，见过张大春，其他如朱家姐妹、苏伟贞的作品也都熟得很，可他们都太“台湾”了。唯独三毛会让我捉摸不透她是哪里人，她身处何方。
崔峰告诉我她母亲有忧郁症，自杀过好几次没死成，现在整个人恍惚不已。
“她和我爸很早的时候就去韩国了。我毕业了恐怕也得去那里。可我一点也不喜欢那儿。”
他告诉我他是朝鲜族的，可籍贯上写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很有趣对吧。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算是哪里人。可能哪里都不是我的家。”
“唉。我突然想起三毛写的那首《橄榄树》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我本以为他会接下去的。可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也不想和别人提自己的事情，仿佛一张口就显得窘迫。尤其是超过四个人的场合，我连话都说不利索。
也不晓得毕业后自己能干什么。回家？那算个什么家。他们两个虽然住同一个屋檐下，却和分居别无二致。父亲总上夜班，和母亲时间几乎是错开的，饭从来不一起吃，一个月下来也见不了几回面。
母亲打电话催问我，工作的事情有着落了吗。我还因为毕业电影的事情而愁恼。十八岁的时候不顾家人反对，跑到台湾读了大传系。四年，耗光我所有的力气。最后一意孤行要拍纪录片，五人组里唯一一个大陆人，为定选题僵持不下，央求所有人让步。最后胜利了吗？还是不欢而散闹翻了。
固执、偏激、孤傲、自我，我猜这是和我相识的人对我最基本的评价。而再深一些，他们一定又都会来同情我——仿佛我要离其他人远一些，并不是因为我想特例独行，只是不想被拒绝，不想认为是被孤立。
把所有人都拒绝过去了，就不会有人拒绝你了吧。
我想要拍类似阿涅斯瓦尔达《拾穗者》那样的作品。我不需要那么多人。我其实可以自己手拿DV就去记录下。我差不多四年都是那么下来的，自己拍摄自己剪辑。
可是要毕业了，我却想冒一次险。
冒险把自己溶进大海里，却不被海水染上色。
崔峰告诉我说，他喜欢台北的西门町。而我每次到西门町，总会想起白先勇写《游园惊梦》里的窦夫人在西门町做头发。那种寥落之感和飘零之情，是踏在每一寸街道上都显映出来的。我们两个像是两株吊兰，就挂在屋檐。
侧身仰面是教堂尖尖的顶。可以看得很远，远至海岸线。但那海水却是始终不见尽头。
凌晨三点了。酒精打消我们的困意。亢奋，仿若天明即出征的战士。
但我们都一定会败下阵来的，因为我们像那只失明的海鸟一样，迷惘，随时要坠落。
坠落的时候仿似一根被人猛吸的烟，没有掐灭，却一头栽在生硬的地上。
我买的回程火车票是在隔日中午。但我们两个整夜不眠。一会儿沉默，一会儿又像是滴水不停的夜漏。我们就这样耷拉着脑袋坐在房顶直到日出。
五点钟的时候海天已经显露出蓝色了。混沌的，像影子纠缠和影子。
灯塔的光淡下来了。海鸟仍旧撞击着塔身。
“下去吧，我可不愿意看见重生。”崔峰就在海岸线稍稍露出红日一小角的时候拉我钻回了阁楼。连天窗也不肯开了，月亮始终未消退，星星也还在。
我是想问他为什么的，但始终没问出口。
是在十一点还没到的时候他就把我送到车站了。
“你还不算傻咧，没有买绕北边回去的线。”他给我递过来一只会变脸的公仔。把帽子扣下再拨起，表情就不一样了。
“留个电话吧。”
“好啊。”
他没有把我送上月台。我其实觉得我们大概是不会再联系的。所以火车一开动我便把刚存下的他号码删除。只可惜了我记忆太好，只念一遍就把他的号码牢记。
六月的时候台中已经热得不堪了。可沙鹿镇上滚下来的风仍旧呼呼吓人。
纪录片僵持着剪完了。仍旧是我定的选题。拍一户从大陆偷渡过来台湾打工的家人。
我是大三在渔港附近的国小做课外教员，被小店的老板娘误认做是大陆来这里打工的工人的时候接触到那群人的。那附近的人都根深蒂固认定了在这里看到的大陆女人一定是穷得嫁给了台湾男人，而大陆男人则是偷渡过来这里工厂做工人。
而我们系里唯独我一个大陆人。无可诉告。
从恒春垦丁回来的这近两个月，我都一直跟拍着。原先的团队人员去去回回，总归是没有因此而耽搁。
在隔日就要做毕业展映的时候。我收到了崔峰的短信。只一眼我就认出了那是他号码。
[本来想给你一个大惊喜的，但想想还是不好，就提前告诉你一声，我半个小时后之后到沙鹿站。]
[你是从火星来的吗？]
[什么时候带我回去？]
[火星上之后只准住一个人。恐怕没法送你到家门口我就得回来了。]
[那我就不回去了。]
又是这样前言不搭后语的开场白。
从陌生人变做朋友，还需要一句话。
从朋友变成陌生人，只要一句话不说就足够了。
我握着手机凝视着屏幕三十秒钟。黑屏的时候看到自己笑起来就好像是崔峰眯着的眼。
我飞快地从楼道上往下走，下山出了校门，打车往沙鹿站去。
这次司机没有把我中途停载了。我站在车站等夕阳沉坠入海。
他或许只是开了个恶作剧玩笑吧。但我却那么轻易相信了。
我盯着出站口的方向。还差一分钟他就该到站了。广播响起来说火车停靠。我的背后突然有人拍了一下。
是崔峰。
“你早就到了？”我惊讶不已。
“没有啊，你不是刚刚听到广播到站吗？”
“可是你没有从那里出来啊？”
“管他唉！走走走。”
“去哪儿？”
他不回答，可他对这里好像比我还要熟。我们乘上了公车，开往东海。东海离沙鹿只有半小时车程。那有个东海商圈，还有个艺术区。
“你说你经常去东海，可你一定不知道那里还有一家很有意思的旧书店。”崔峰瞅着我。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噘着嘴不服气。
崔峰带我穿进一条小巷子。其中有日本人开的茶叶铺，有居酒屋，还有几家装饰店。这些都是我常光顾的。可他突然掏出钥匙打开了一扇小木门。通道逼仄。
“旧书店就在二楼哦。”
我迟疑地跟着他上了楼。他有开了一扇门。是书房。的确是有很多书。不过，墙壁上贴了一张海报，是我明天要展映的纪录片。
“这里怎么会有？”
“广告都打到我们学校去了，不错嘛你！”
“所以你……”
“我在东海念书啦。”
“果然说坐火车过来也是骗我。我还特意打了车，你不知道台中出租车费很贵吗？！”
“我说到沙鹿站，又没说是坐火车过来啊。”
“明明你们学校就在我们学校附近。我也经常在东海这一带逛啊，但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可我们不是在恒春见面了吗？”
“你怎么突然想要联系我。”
“你明天不是要展映吗？突然想起来，就突然联系你咯。”
“真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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