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我双鲤鱼 by陆俊文】

遗我双鲤鱼 

陆俊文

李大富是我爸，陈菊芬是我妈。我爸他们村的人全姓李，我妈他们村的人全姓陈。两个村子本来水火不容，因为我的姓氏问题更是让两边的人闹得不可开交。 
我七岁以前是没有上户口的，于是从我上小班到一年级的合照背面所标注的名字姓氏都不一样。我一会儿姓李，一会儿姓陈，倒不是像踢皮球那样推来让去，而是两边都想占为己有你争我抢。最后上户口的时候我爸抢先一步请了派出所的同事喝酒，于是我就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李了。 
我妈年轻的时候是幼儿园老师，老了以后是幼儿园的老板，从我小时候她就常跟我说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把幼儿园开在自己家楼下，每天起床就能看到这群猴孩儿们活蹦乱跳地叫她早上好。 
我爸曾是个厨师，我奶奶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厨师，给领导做饭，顿顿鸡鸭鱼肉少不了，也给人民公社大家伙炒菜，扛着个大锅架上炉子，不停地翻炒。我爸这还算得上是子承母业，深得我奶奶一手做菜的绝活儿，可他最想干的活儿不是给人煮菜。他喜欢鱼，喜欢提着鱼竿和我伯父跑到深山老林里临溪垂钓，喜欢发大水下大雨的时候在西江河边双腿踩着淤泥捉鱼，喜欢志得意满地跟别人炫耀他钓着的大鱼。他曾养过鱼，不过是二十多年前刚把我妈娶进门的事儿了，那时候两个人住着一间单位里安排的小平房，只塞得下一张床，还有亮满一屋子的灯光，我爸花言巧语怂恿着我妈掏出了她全部的嫁妆拿来给他投资网箱，在西江河边养鱼。谁知暴雨天他一头养着鱼一头躲进赌场里厮杀个几天几夜，我妈打听来打听去顶着大肚子撑把耀眼的红伞涉水穿进阴沟小巷，揪着我爸指着他身边那群狐朋狗友破口大骂。 
“玩玩玩，你就知道玩，鱼苗全死光还玩！” 
不知道这话是我妈添油加醋说给我听的，还是真有其事。总之父亲在赌场上失意在情场上不得意，甚至连自己惦记了半辈子的鱼苗们都离他而去——大雨足足下了一星期，整个西江河上的网箱都被冲散了倒塌堆积往下游支离破碎，鱼苗不知是死了还是顺流而下拼命逃逸，父亲到那的时候连个影子也没了，只有涛涛的河水翻涌着。 
从此父亲打消了靠鱼为生的念头，而我很不挑日子也在家中最窘迫的时候出生。 
我妈说生我的时候那叫一个苦啊。 
羊水都流干了我却缩在子宫里头没有半点动静，情急之下医生只好决定剖腹产。我爸还没从不能养鱼的现实中恢复过来就又碰到了自己儿子卡在老婆肚子里生不出来的怪事儿，他哭天抢地向家里的穷亲戚凑钱，又挪用了奶奶的棺材本儿才把我这个不听话的儿子给生出来。 
“你爸他不稀罕你！” 



按照我妈的话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我爸在娶我妈之前就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儿子。后来他老婆嫌他没用就一脚蹬了他跟别人过好日子去了，还给他留了个宝贝儿子，也就是我哥。我妈说我爸都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了，才不稀罕我。我妈又说，你爸不稀罕你我稀罕你。 
于是我虽然姓李，可却从来都是和我妈站在同一战线上的。 
我妈说她嫁给我爸的时候二十九岁了，要不是因为是二十九岁，才不嫁呢。她说当年追着她的那个呆头小医生现在都当主任了，那个百货公司下岗的小职工现在都做房地产了，就连村子里那个从小学就开始追她，跟着他爹卖猪肉的，现在都开了好几个养猪场了。可我爸呢，还是那副浑样，没劲儿。 
我爸最不喜欢听到我妈说这些，可他又不敢和我妈冲，他怕一时气急败坏同我妈吼了两句“你要那么想嫁你现在去嫁人家啊”，我妈就真跟我爸一刀两断离婚了。 
我小时候我妈就动不动跟我爸说要离婚，然后卷铺盖走人带着我回娘家。我穿着黑色油亮的小皮鞋嘎噔嘎噔地走着山路，一到外婆家门口外婆就把我给抱起来捏捏我的小脸蛋，然后习以为常地冲我妈那张苦瓜脸笑着说：“嗨，没什么大不了的，回我这住两天啊，想通了再回去。” 
“我可不打算回去了！”我妈每次都那么说，可每次却都乖乖回去了。 
我爸也不着急，总是让我妈等得心急如焚了才屁颠屁颠提着两斤苹果跑过来接我妈。外婆常年当说客，说的那一套老掉牙的东西我都能背下来了。什么床头吵架床尾和，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每次我爸一来我就冲过去接着他手里的苹果大口大口地啃着。我妈气哄哄地冲我喊：“不许吃，别人家的东西你能随便拿吗！” 
我把手背过身后去，等他们争执不休的时候我再嘎嘣嘎嘣咬着脆生生的苹果吃。虽然我会羞愧自己因为一个苹果就变节投诚，可我也总是安慰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我对水果的钟爱其实是源自于我爸。我爸常跟我说他小时候住在街上，每三天都会有一次集市，街道的两边都摆满了水果小摊儿，荔枝龙眼是最盛产的，还有从北方拉过来的苹果桃子。那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街道，长得好像都看不见底，你走过去，两边的人都会招呼着你说：吃吃看吃吃看，不甜不用钱。 
于是我爸就那么从街头一路走一路蹲下来掰开两粒龙眼两颗荔枝试吃，走到街尾，已经把肚子吃得圆滚滚的了。这样子一分钱不花却能吃饱的日子我是没有遇着过了，我也没有再看到有这样一条长长的街道在两边都摆满水果摊儿。但我清楚记得我小时候在同一条街道上看到两边都种满了菠萝蜜树，大颗饱满的菠萝蜜叫人垂涎欲滴，夏天一到我们这群兔崽子们就纷纷溜到这些树下面等着，咕咚一声落地，菠萝蜜重重地砸在地上裂开溢出香味，我利索地冲上去抱起一颗就往家里跑，他们在后面追着大叫，可我头也不回地往前冲，皮上的疙瘩刺得我手生疼，风热辣辣地往我脸上吹，我却在这条长长的街道上奔跑得十分开心。 
我妈把菠萝蜜整个掰开，让我洗干净两只小手，一颗瓤儿一颗瓤儿抓着舔舐，黄色的汁水从牙齿渗透到舌根又溢出唇来，嘴唇像是画了一圈口红点缠绕着菠萝蜜的纤维和汁水，我用舌尖翘起来绕着唇形舔，吹着风扇在夏天的中午嗅着热带水果的气味浑身都凉爽。她还拿过来一个圆形竹编的簸箕，让我把白白胖胖的菠萝蜜籽儿吐到里头，等攒满一大筐，她就洗干净了拿到外头晒，然后放在开水沸腾的锅里煮，晾干了之后轻轻一拨脱落一层薄薄的皮，剔除掉这层紫衣，就可以整颗整颗扔进嘴里嚼了，菠萝蜜的籽儿味道就像花生米一样好吃，粘在齿间，满满的夏天的气味。 


我啃着苹果望着我爸那张爬满胡茬的脸，我已经可以想象到一个没有女人的家一定也像他的脸一样乱糟糟了。我爸是个粗人，没念过什么书，我奶奶当年听从毛主席的号召一生就生了八个儿子，可又养不起，前两个在大饥荒的年代夭折了，最小的八儿子迫于无奈也只好送了人。于是排行老七的我爸顺理成章的做了老小。老小最受宠，我奶奶给领导们做菜的时候我爸整天围着我奶奶转，我奶奶就从菜盘子里拨出半块鸡肾或是半截腊肠塞进我爸嘴里，他就那么给我奶奶喂出了一副油嘴滑舌的德行。 
奶奶太宠他了，在他几个哥哥憋在家里看书的时候他自己偷偷跑到街上和别人一块摇头晃脑读着大字报上的标语，尾随着押送剃阴阳头牛鬼蛇神的小红袖到西江河边的凉亭开批斗会。
他嘴还没来得及抹干净，还沾着葱花，就从我奶奶的厨房里蹿出来，随着敲锣打鼓的声儿往街上人群最多的地方跑去。我爸常跟我说他小时候就叉着腰站在他们中学门口，看他们的语文老师被揪着头发跪在凉亭里搭起的简易台子上，胸口挂着一块大牌，他看别人在下面指指点点，可他认不得那几个字儿，他语文太差了，甚至连查字典都不会，现在念报纸遇到不认得的字还得叫我或者我妈读给他听。他那时候看到自己的语文老师跪在凉亭里，歪斜着嘴和眼给大家求饶哆哆嗦嗦的样子，看到几个平日里总被老师训斥的同学带头跳上去冲老师脸上啐了两口唾沫哈哈大笑，可他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的兴趣完全不在这里，他把头一扭，目光停留在了凉亭后头那条奔涌的西江河水，他看到有人钓上来一只巨大的鲶鱼，于是他两眼发亮的蹦下去，噌噌噌地挤进人群堆里蹲下来仔细瞅着鱼。有人大手一挥高喊了一声，原先围在凉亭边上的那群人又轰隆隆地往下去看鱼。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鱼。”我爸用手给我比划着，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了仍旧两眼放光，他比划出来的形状有一头猪那么大。 
那一天有记者拍下了西江河边人们围观着那条大鲶鱼的事迹，上了报纸头条，作为小县城里政绩宣扬的光荣事迹。而我爸就那么定格在报纸上的黑白相片里，定格在了那一年的那一条鱼里。 
我问我爸他那语文老师后来怎么样了。 
“早死了，没等打倒四人帮就死了。” 



我猜我爸之所以那么喜欢鱼一定是从那一年见到的那条大鱼开始的。而他的人生其实也正因为那条鱼开始改变。那一年夏天刚过去没多久，远郊的东风农场来人说要选一批青年男女去收割。我爸开始是不想去的，他嫌那里太晒了，他小时候去过那里一次，赤裸裸的大地人站在那里像是一株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小草，眼睛眯得睁不开，火辣辣的，一动不动汗水就可以把人浸湿了。可他又听人说东风农场旁边有个人工水库，里头饲养者很多肥大的鱼。我爸一听这话就不得了了，他整个人都振奋起来，连夜排着队和队长报名说他也要去。 
他本来不应该被选上的，他太矮太瘦了，才十五岁，小胳膊小腿的，还没长多少力气，可一时半会儿征上来的人又不够，我爸就那么给阴差阳错的替补上了。刚去的那会儿他每天净想着怎么溜到水库那边捉鱼，他又逢人说项，逮着一个人就提自己看过那么大的一条鲶鱼，若是遇着有人发出惊叹而歆羡的神情，他便喋喋不休地说上一整天，干活儿一点儿不上心也不卖力。后来算工分，队长说他还没人家姑娘的一半，要赶他走，他才老老实实地挥镰刀。他仍旧日思夜想他的水库和里头的鱼。 
我爸说他那时候做梦都想着抱上一条鱼睡。他说他长到十五岁了就尝过一次鱼肉，那味道真鲜，真嫩，虽然那鱼是奶奶去给领导们收拾桌子吃剩下的半尾鱼，可那鱼就好像有灵气一般，在嘴里蹦来跳去，他不知道里头会有细细绵绵的刺儿，一不小心扎破了唇，咸咸的血丝渗下来，舌头一卷，和鱼肉混在一起，腥腥的，凉凉的。 
我爸跟我说得很得意，他最拿手的菜是糖醋鱼，奶奶后来手把手的教他怎么把鱼煎得干而不焦，脆而不散，金黄灿灿的一整条鱼，没有任何破绽，里头却已清洗得一乾二净。后来奶奶老掉了，我爸每年都会在灵堂上给奶奶摆上一条他亲自煎的鱼和二两白酒。 
奶奶之所以要教我爸煎鱼是因为她知道我爸喜欢鱼。她开始相信我爸是真喜欢鱼的时候村子里头早已经人尽皆知了。那天夜里我爸从东风农场三十号人一间的铺地茅草屋爬起来，蹑手蹑脚打了个半亮不亮的手电筒摸黑绕去水库。白天的时候他总算打听出来了上山的路，人家吓唬他山上有野猪他不怕，是铁了心要去水库里看鱼。 
就顺着月亮升起来的地方一路走，走到路面反光看不清的地方就到了水库。我爸说他热得直冒汗，手脚不听使唤的抖，他把裤腿卷起来，后来干脆脱了外衣外裤只剩一条军绿色的三角裤，他听见牛蛙鼓鼓的声音，还有半夜都不睡觉的知了叫，亮光断断续续的，他用手敲了敲手电筒屁股，往水面照去。有动静了，是鱼在游。他想笑出来拍手称快可他忍住了。 
我爸说他长那么大第一次见着活鱼。奶奶都不让他靠近水，因为他老抽筋，睡在床上或是走个几里路就抽起来。我身上也有这毛病，一定是我爸遗传给我的。我爸说当时他也没想那么多，他看到鱼本来是纹丝不动的，可亮光一扫过去就扑腾摇尾游逝，只留下一荡波纹。他蹲在浅滩边细瞅这些活蹦乱跳的家伙，它们目中无人，游弋得如此随性，轻拨腹背和胸尾的鳍就游出去很远，呆滞而圆凸凸的眼白，不知春秋也不分昼夜。我爸定睛看得入了神也把手电筒仍在岸边扑通一声就往水里跳过去。他不会游泳，也没有学过游泳，他哪知在水里还要游泳啊。他以为自己能像鱼一样，可他一入水就开始沉下去，深不见底，他拍打着水，不知所措，厉声尖叫，他唯独剩一张脸浮出水面和月亮的轮廓重合在一起。 
山底下的人都听到了他惨绝人寰的呼救声，一阵儿一阵儿的。大家一打灯发现我爸人不见了，就立马轰动起来。杨伯伯心想着下不得了了，他白天才给我爸指了去水库的道儿，哪晓得我爸那么傻愣愣的大半夜就往水里跳。杨伯伯抄起一条运动短裤边跑边穿上，灯也不打就一路往山顶上冲。 
最后我爸是被众人抬着回去的，他嘴里边吐水边打嗝还边叫唤着“鱼，我摸到鱼了”。 
大家哭笑不得，我爸为捉鱼自寻短见的笑柄就那么给传开了。队长给我爸砍了两斤玉米打发他回去。我奶奶这才知道我爸想鱼想疯了脑袋。 
其实他也不疯，他只是好奇。我爸说下辈子投胎他就不做人了，做鱼多好啊，自自在在。 


我爸从东风农场回来才一年四人帮就被打倒了。他那时中学还没读完，手上只有一本高小的毕业证。可他实在不想继续呆在学校里了。我奶奶就把我爸送到工厂去给人当学徒。 
于是我妈嫁给我爸的时候他是汽车厂的修理工人。以前做工人可是了不得的，至少我爸刚开始穿着工厂里头制服尽管油腻腻脏兮兮的，但走在街上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他是那么志得意满，雄赳赳气昂昂。可谁晓得没过两年号角一吹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因为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一下子就跌到了谷底。他也不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工人阶级，而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劳苦大众。 
但他似乎并没有因此而觉得生活有什么不妥。他住在工厂给他安排的小平房，吃着食堂里一日三餐煮的饭，每个月还能领个十几块钱，烟酒钱有着落了，还足够他培养起了在西江河边钓鱼的小嗜好。那时候他们工厂维修间机械组的组长是杨伯伯，比我爸大个五六岁，我爸平日里跟他说话最亲，我爸这人又藏不住什么小秘密，于是杨伯伯就成了我爸的铁哥们。杨伯伯也爱钓鱼，他这人比我爸沉稳，我爸总是动不动就叽叽喳喳，以为鱼要上钩了，杨伯伯看得清，叫我爸耐住性子慢慢等。这一等也不知道等了多少年。 



承包网箱的奢侈想法是在娶了我妈之后才逐步落实的。可我妈却因为这事儿毁得肠子都青了。那笔钱留着，她本来想早点在城里买个房子，也算有了着落。她实在受不了红砖瓦大平房公共厕所和厨房的这种生活，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酱油盐巴闹得街坊邻里背地里总是相互拐着弯掐架。可被我爸那番煽动性说辞挑逗得头晕目眩就一下把钱都拿出来砸了进去。直到后来没多久打了水漂，我妈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妈说她从来也不指望跟着我爸能混出个什么好日子，她指望我，她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她说她想看着我出人头地。可偏偏我越长越像我爸，言谈举止，一挑眉一眨眼。 
我妈说要不是为了我好，她早就跟我爸离了。她说了二十几年，我听了二十几年。 
我们家一搬再搬，最后搬到了我爸他从小长起来的那条街。把旧房子推倒了重新盖楼，一砖一瓦的钱都是我妈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家里亲戚都说我妈抠门儿，把我爸整成这副穷酸样。我妈气哄哄地说，是李大富这个窝囊废亏着我们娘俩了。要都依着他，我们现在还住着那间破破烂烂的旧平房。 
那间小平房应该是我妈这辈子都绕不过去的梗。我们家一直在那里住了六年，直到我要上小学了得落户口，我妈才狠下心咬咬牙在城里买了一套房。我妈从我念小学开始每年都会翻出过去的那些旧照给我看，一直翻到我念了大学、工作。她对那张在小平房里的全家福耿耿于怀。照相的是杨伯伯，他站在门口咔嚓一照，整间屋子就都落在相片里了。一张大床一个吃饭的红木桌，裁裁剪剪拼起的大窗帘几乎就占了整个房子的一大半。相片里的我爸留着浓密的络腮胡鼻毛肆意生长，我妈头上缠着条薄纱弄花围巾手里捏着两支银针在打毛衣，他们两坐在大床上，我则穿着我哥小时候留下来的破棉袄手舞足蹈站在他们两个人跟前抢了镜头。
我妈说自己嫁给我爸这辈子算是糟蹋了。可那又能怎么样，都是命。 
我爸是常年都不在家的，他若不是在西江河边钓鱼就是泡在阴沟小巷里赌钱。记忆中他唯一有一阵子一直卧趟在家里的沙发不出门是我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他在修理厂里被砸伤了腰，动弹不得，整个人像是一条煮熟的虾，蜷缩着在沙发上躺着。我们家在五楼，沙发旁边就是窗户，我爸出不了门就靠这窗户和我每天给他带回来的报纸看看外面的世界。 
他要我把他的那套渔具挪过来摆在他旁边，那样他可以随时摩挲着他的鱼竿。 
整个暑假的热气腾腾我都没有在他身上看得见。家里没有空调，电扇又坏掉了。他板着身子纹丝不动却也没有冒出汗滴。 
我妈总是大清早就出了门，而我起来的时候要把面条热了给我爸吃。然后从他的裤带里翻出一毛钱五毛钱走很远的路过一座桥去买干脆面和辣条吃。 
我边吃边拉肚子，可我爸就那么看着我苦不堪言却也一声不吭。他像是一个活死人一样地仰躺在那里。他有时候开着电视机没多久就半眯着眼熟睡过去了，看报纸也认不得几行。他听到靠着的窗边会有大卡车按喇叭的声音就惊醒起来，然后问我几点了。知道天色尚早又继续呼呼睡过去。 
我妈每天晚上回来都会给他换药，抹药水和做推拿的时候他都会故意叫得很凄惨。我搬了一张小凳子坐在他面前仔细看他，我发现其实他并没有那么痛，常常是我妈把整套动作做完了他才后知后觉地叫唤着，他的眉毛粗而浓黑，轻轻一挑都有很大动静。可我妈一次也没有理会他。我妈说他那是活该受罪。 



念初中的时候我爸被调到很远的地方。我妈坐在沙发边指着窗口外的大卡车跟我说：“就跟着这种车子，沿那条路，一直往西走，走到头，就是你爸在的地方了。” 
我也不知道走到头是多长多远，我妈说大概要翻九百九十九座山头，可我对距离和高度亦没有半点概念。我长到十五岁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我外婆家，算上走山路的时间还不到三小时。可我爸十五岁的时候已经去过东风农场了，那是个很远的地方，我爸说那个年代坐手扶拖拉机到那里要一整天。我衡量不出距离，于是我妈便告诉我，你爸去的地方离这里要两天。我无法得知我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因为她也没出去过，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这里，从她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到这里，算上走上路的话还不到三个小时。 
我爸没说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问我妈，她也不知道。 
我爸不在家的日子我妈好像变了个人。才半年她就老了好几岁。她以前总是指着我爸的鼻子破口大骂，我爸也不还嘴，就那么默默听着，忍气吞声，等我妈骂完了他起身再收拾碗筷。可是我爸不在家了，我妈的嘴却没有停下来。她骂我愚钝，说我整个人就跟我名字一样，说不知道我爸给我取了个什么鬼名字。 
我记起我爸说的，骂不过，躲还躲不起吗。 
于是我就躲得远远的。连吃饭都不和我妈一块了。 
她孤零零一个人坐在窄小的客厅，电风扇迟钝地转头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她嚼着饭，淡而无味。 
后来杨伯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常来看我们，还总是提着一挂烧肉，一壶白酒。我妈也只有每次看到杨伯伯来了才会心情大好。 
我爸这人是一日三餐都少不了白酒的，小酌养性豪饮伤身。我爸喝多少是看兴致，看天气，看心情。杨伯伯过来我们家喝酒，常常兴尽而归，自己一个人对着我爸的旧鱼竿饮啜。偶尔同我妈聊上几句，或是自言自语。 


半年后我爸欠了一屁股债回来，他少了两颗牙齿，他说是给磕着的，修机器的时候没长心。
别人都已经追债追上门，堵在我们家门口了，我爸还能怡然自得扛着鱼竿在西江河边垂钓。我爸喜欢把钓回来的鱼都养在家里的脸盆和提桶里。 
我不晓得我们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铝制的提桶，上面印着大红字某某生产队某年，还有某某工厂某小组，我爸把这些别人不肯要的破铜烂铁收起来当宝贝。客厅里摆得很满了，连走路的地方都腾不出来。我爸得意洋洋的指着那些鱼告诉我，这是草鱼，这是罗非鱼，这是白仓鱼，这是鲶鱼……我妈选择沉默的斗争方式，她一声不吭就把这些鱼一夜之间挨家挨户全送给了整栋楼的街坊邻居。等我爸再从西江河边回来的时候看到屋子里一扫而空，他落寞地抱着自己手里的那条肥大的鲶鱼，走进厨房，然后抛进装满水的脸盆里。 
我们家曾经是有一个巨大的鱼缸的。我小时候我爸常带我到水族馆去挑鱼。他给我一一讲着那些鱼的名字种类，生长环境，可我总嫌他唠唠叨叨一句也听不进去。我把脸贴在大大的玻璃鱼缸看那些鱼游弋，我冲它们挤眉弄眼又吐吐舌头，可它们总对我视若无睹。我喜欢那些发光发亮的斑马鱼，还喜欢肚子圆鼓鼓的小河豚，想把他们带回去，我爸在这点上几乎有求必应，他骑着他那辆二十八寸的老自行车，让我坐在前面的横杆上手里提着满满一袋水和活蹦乱跳的鱼儿回来，那时候甚至拨弄着自行车的铃声都是美妙的，我爸哼着歌，我把头缩进他宽大的胸口吹着迎面而来的暖风。于是家里的鱼缸几乎全都是满的，装满了各种五彩缤纷的鱼。后来有一年过春节我妈因为什么事情和我爸吵起来，一怒之下就把这整个鱼缸都摔在地上砸碎了。此后我们家也不再买鱼缸，而我又总是刻意避开这段记忆而不再提起。 
我爸把那只钓来的鲶鱼养了两天开膛破肚切成生鱼片，叫上杨伯伯，让我到楼下店铺打了三斤白酒和一包黄鹤楼，他就坐在靠窗的位子，一手掐着烟屁股，一手捏着酒杯。我妈回来看到房间里头乌烟瘴气的，她冷不丁冒出一句，别以为这房子是你的，要离了婚，滚回你的小平房里去。 
我爸也不生气，他龇牙而笑，同杨伯伯碰杯，清脆而明亮。 



我妈说遇着这样的爹是我倒了八辈子霉。他对我不闻不问，连读书的学费我是我妈攒下来的血汗钱。 
“就靠着些小恩小惠来笼络你！”我妈的话一针见血。我爸平日里自知犯了什么错事儿就往我口袋里塞上那么十几二十块钱，要我在我妈面前给他说好话。 
那次他从外头回来，欠下的所有钱，全是我妈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帮他凑起来还上的。人家骂他吃软饭他也不在意，他常跟我哼哼：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他也从来不计较什么，不在乎什么过去未来，只管今朝有酒今朝醉。以前小时候大事儿来了有他妈顶着，现在天塌下来了还有我妈顶着。 
他甚至连自己儿子多少岁去了哪儿也不清楚。以前是我哥，后来我哥跟了我奶奶住，没读上两年书就重赴我爸的后尘，吃吃喝喝混混；现在是我，我爸除了认得我名字，其它一概不知。 
可在我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穿得很精神，一个修了半辈子汽车污头垢面的人突然穿着西装革履，在自己的狐朋狗友面前说，我也有个念大学的儿子了，我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居然能生出一个要念大学的儿子。然后酒席从月初摆到月末，摇摇晃晃地走到西江河边抛下鱼竿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我妈说：“以前不认你这个儿子，现在考上大学了，知道认啦！” 
她又咬牙切齿：“当初他胡乱给你取个名上户口，好在没有拴住你，坏了你的命。” 
她边说着边想办法帮我凑钱，他知道我爸靠不住，除了那几条鱼，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她时时刻刻都想好了恩断义绝。 

我在外头读大二的时候他们两个瞒着我协议离婚了，等我大四毕业回到家的时候我爸早已经搬回他的老巢——二十年前工厂留下来的那个小平房。 
我去看他，他已经老得萎缩成一块被人嚼过的牛皮糖，松松垮垮地黏在地上，看到我，眉毛也挑不起来了，他手里掐着一只黄鹤楼烟，醉眼迷离。我看到他家徒四壁，不禁有些落寞。我从地上瓶瓶罐罐的缝隙里踮着脚走来走去。他终究还是把那张报纸给裱起来了，框在一抹就落灰的红砖墙上，阳光照进来就投射到他脸上，他那十五岁稚气青春的面庞。 
我爸打了个饱嗝，让我把他扶起来，他说他已经快六十岁了，眼看人生其实也没什么好惦记着的了。他又重复着多年前他在他朋友面前耀武扬威的话：我李大富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居然也能生出来一个念大学的儿子！他哈哈大笑，然后乜斜着眼扶着墙一咕噜躺倒在那张发了霉渍污漆漆的床上，呼噜声一响就睡过去了。 
我亮了灯把地上的瓶瓶罐罐都捡起来堆在墙角。这里太窄了，窄到我甚至无法想象二十年前这里怎么塞进我们家三口人。我摩挲着我爸依靠在墙边的鱼竿，还是跟当年的一样硬邦邦，一股腥腥的气味。我想起他曾经是那么虚弱地依靠在沙发上握着这只鱼竿跟我讲他钓鱼的故事，可我却撇过脸一个字都不肯听。 
我在天色暗下来之前离开这间小平房，开着车赶去赴我妈和杨伯伯的婚礼。我妈看到我才过来她急得直想骂我又怕坏了面子忍住不说话。我跟杨伯伯说我叫了他二十多年“杨伯伯”三个字都习惯了改不了口，他笑笑说没关系。我妈在我耳边念叨了二十多年要离了婚嫁人，她总算是实现了，她搬了出去，我爸也没有再搬回来。留着一间空房等待里头的空气变质腐朽。


其实他们的生活好像在我离开小县城到外头的城市念大学之后就与我无关了。很多时候我似乎只是化做一个符号成为我妈口中在外头闯荡事业的儿子，成为我爸意料不到生出的个大学生，生活在那一刻就卡住了，定格不动。 
可李大富还是我爸，即使他哪天老了死了；陈菊芬也仍旧是我妈，即使她改了嫁。 
而等我再次从飞机要飞两小时的很远的地方回到家里时，我才意识到已经一晃许多年。 

杨伯伯知道我回来了打电话叫我到西江河边去看看，我爸冒着大雨钓鱼不肯走，我爸说下大雨了才有可能来大鱼，他没见过那么大的雨，越是汹涌才越好，所以他就站那等着不走了。我爸他魂牵梦萦了那么久，他自己说得头头是道，可我却一直都搞不清他是怎么琢磨出这些鱼来鱼往的。靠心有灵犀的那一道念想？ 
我开车过去的时候整个小城都已经拥堵成一团，打着雷闪电不时地击倒两岸的树，人声尖叫，大雨滂沱漫到了膝盖。我想象不到西江河地势那么低的地方水已经涨到了哪里，我更加想象不到我爸那么佝偻的身子骨怎么弓着腰把鱼线抛下去然后在雨中等待着鱼。 
车子里的广播说城北发大水，都已经淹堵了。我不停地拨我爸的手机号码却都没有人接。我告诉自己这时候我应该要很紧张了，可我却莫名地想起我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想起我爸说怕什么天塌下来有我妈顶着。那话从脑袋一闪而过，我居然笑出了声来。不知道这话是不是奶奶小时候教给我爸的，而他又反复地念叨加之于我。我熄了火把车子停在了路边，伞也不拿的就冒雨冲出去，一路往西江河边跑。 
我看到了那条长长的街道，两边的菠萝蜜树早就被城建局砍了去，光溜溜的，又盖起了新楼，这条街道窄得成了小巷。我穿过去出来就是凉亭，亭子空荡荡，再往下，我看到有一群人撑着伞站在岸上张望。 
没有我爸。我反复确认了三次。 
他们叽里呱啦地说，那个老头子哟，拉都拉不动，赶也赶不走，非说是要钓到大鲶鱼咯，扯着鱼竿，那条鱼竿都已经变了形状弓成巨大的弧形他都不肯松手，跐溜一下整个人就被江水卷走咯，漂都不知道漂到哪里去。 
我的手还在不停地按着我爸的手机号码听筒重复传达着无人接听。然后扭头。 

报纸铺天盖地贴着那个“老头子”被打捞上来的照片时我正在和派出所的警察录口供。他们说那个“老头子”手里死死握着那根鱼竿，鱼钩上钓着的才不是什么大鲶鱼，是一只破了皮灌满水海绵四溢肿胀的旧沙发。 
我都没有胆子到停尸房去看一眼。只是买了一份报纸站在西江河边远眺。任谁都不会相信，这天能晴得那么快，街道上所有漫起来的黄水全然消失，环卫工人们在一夕之间把前一夜飘荡的枯枝落叶和陈年旧事打包装进了垃圾车。连西江河都变得那么平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是那水浑黄而深厚，它顺流而下、而下、而下。我爸说当年他就那么看着自己的网箱和鱼苗被雨水击打得支离破碎，然后溯流远走不落痕迹。 
我把手中的报纸夹在腋下，一路向西行，到那间小平房摇了摇锈迹斑斑的门锁。我找门卫室要了钥匙，开进去，一股陈腐凝滞的空气涌面而来。 
桌上还煎着两条金黄灿灿的鲤鱼，一大一小，并排放着。 
我把手中的报纸摊开摆在桌上。又从墙上取下那张旧报纸。 
我说爸，你看你这一辈子能上两次报纸，还都是头条，挺值得了。我努力咬着牙掐着手却还是没能止住眼里的雨水大滴地落在这报纸上。 
白天去派出所的时候遇到的那个老师傅他一看我名字就认出来了。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给自己儿子取个那么蠢的名字。 
“你爸说要给你上户口，取单名一个愚字，我问他，是哪个yu，他笑嘻嘻地说，是大智如愚的愚，是大智若愚的愚，他连续说了两遍我也还是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和杨伯伯站在西江河边把我爸的渔具烧成灰一咕噜抛洒下流动的江水去。杨伯伯说当年我妈生我的时候我爸在修理厂里兴奋地逢人说项，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消息，就像当年他看到那条大鲶鱼一样。他以为他这辈子还能再碰到一次的，可他到底是再也碰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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