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改变人生】现代派中的超我及“审父”的先锋叙述

现代派中的超我及“审父”的先锋叙述

——浅谈卡夫卡的《判决》

浙江省乐清中学丹霞文学社 杨一欣

 自现代以来，政治科技的发展已经足以让人认识到同从前的巨大差异。不论是君主政体确立的划分，还是工业革命的开始，从一定角度上现代的界限已经被模糊化，甚至符号化成为了一种思潮的代表表达。从文学角度来看，现代派在1857年（若以波德莱尔《恶之花》为界限）就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同往常的古典文学做好了分隔。这到了后来逐渐扩大化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笼统概括。而虽然现代派的作家年代不同，意见不同，以至于现代派文学的时间无法统一口径，但其存于新时代的“现代意识”却是如出一辙。这种意识普遍根植或发展于一种不确定感和危机感，并逐渐往个人内心精神以至潜意识而去。这也是现代派普遍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资本主义的机器威压以及同现实主义割裂开来的创新性使得现代派文学本身就带有一种和传统苦苦相争的特性，而不管现代派作者再如何强调个人意识，再如何鄙夷巴尔扎克传统，再如何彰显个人特色，其实作品本身，就已经展示了其中的孤独和迷惘。这种孤独迷惘不止于其所表达对于世界认识的复杂，更在于传统旗帜下所诞生的“父辈”畏惧。而如同奥匈帝国下的卡夫卡对于国家机器的畏怕，更加深了这种父辈恐惧的深度。结合他的家庭环境性格元素，不免对于“审父”找到了最好的注脚。以乔伊斯为首的现代派曾在20世纪初发声现代小说要同“巴尔扎克以来的文学传统分割开来”，而到了几十年后，现代派的一支“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罗布·格里耶又开始揪出巴尔扎克，认为“我们现在不能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作了”。其实这正是现代派至今同父权所做斗争的最好写照。现代派欲要打碎传统的经典现实主义写作方式，就愈加表露出不同环境下其“审父”的共同意识。

 卡夫卡作为一个独特的写作者，其实在他生涯之中，很难看到像托尔斯泰那样的生前便被奉为大师，甚至连评论界也鲜少注意。对于他的文字，基本上在后来的合集中都是发表于《观察者报》等系列报刊，而未曾出版过书籍。但他在新世纪的流向中，却逐渐成为一个现代主义的标杆，甚至被捧到了象征主义的鼻祖位置。《判决》作为他本人最喜爱的作品，可以说是他一直备受推论的性格的外在流露。对于《判决》，很多评论者从他少时环境入手，或是从资本主义大环境开始推衍，但到了最后，都回到了《判决》所要表达的母题——审父意识。海因茨·波里策直接给出自己的答案：“卡夫卡是通过弗洛伊德理论来认识自己的。”而在《判决》之中，也常常被下出一个注脚：表达的不仅是对父亲的冲突，还有对于加之家长式奥匈帝国统治的不满。对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论卡夫卡是缘何写作《判决》，他的潜意识中已经有着审父甚至是仇父的情结。海因茨·波里策在多篇谈论卡夫卡的著作中引出了关于卡夫卡少时的成长环境，比如父亲对于他的强严抚养，母亲过早离开的母爱缺失，对此我们不须再过度赘述。因为我想在一个大背景下将推导的结论指向他的作品而不是家庭，并结合这个来谈谈我们所要谈论的母题。

 卡夫卡其实在他最著名的《变形记》中就已经流露过他的意识所向：当父亲追逐异化了的格里高尔时，格里高尔展开了一段关于父亲衰老的心理活动，但在此之前，他却希望“好让父亲从客厅一进来就发现儿子乖的很”。这种矛盾的心理，其实他所大受影响的弗洛伊德理论正能给出注释：超我和本我的抗争。超我所具有的侵略表达是站在反对本我的角度的，其实这本身就是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反对父亲形象和文化规范的符号化。《判决》中格奥尔格对于父亲的观察多是蓬松的白发，疲倦的脸，直愣愣的瞳孔。但一开始父亲出场格奥尔格却是自言道“父亲还是一个巨人”。实则放到现代派所一贯重置整个时间的方式，格奥尔格对于父亲的相见实际上是一种重新探寻或是全新探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人公或是卡夫卡的超我一直在同本我做着斗争和不断的修正，以至于在探视中既仇恨父亲又同情父亲，最终自毁在父权形象之下。这种俄狄浦斯情结从笔头的格奥尔格跃起，指向了笔端的卡夫卡。

 李满意在《卡夫卡作品与俄狄浦斯情结》中认为，《判决》中的父亲其实被赋予了一个“全能和全知的上帝表征”。在她看来，卡夫卡超我认同下的父亲实际上是上帝和社会权威的即化。对于这种恐惧，实际上是深入卡夫卡骨髓之中的，以至于他所表达的人物都十分复杂多变，并难以从一个角度完美说明。而正是卡夫卡这样特殊的表达，为接下去的现代派提供了榜样和引导，并让接下去的大师心甘情愿地受其教导。女作家桑塔格将卡夫卡列为作家的“第三梯队”代表人物，而像本雅明这种现当代的大家只能作为“第一梯队”。不知本雅明是否有听过桑塔格的言论，但他对于卡夫卡却是一生的服膺和学习，并且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读到了自己的见地。他认为“卡夫卡的完全是以他所投身的传统为基础的“，并且“卡夫卡作品中的否定性比肯定性更有价值”。或许他还未抓住痒处直下注笔，于是日本的读者村上春树直接用《海边的卡夫卡》来对卡夫卡下笔作解。他用卡夫卡作为主人公名也许不止是因为单纯的喜爱卡夫卡，更有可能的是映射卡夫卡作为一个书写者所传递出来的本身意识——也就是村上春树这本书中所叙述的俄狄浦斯情结。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常常被拿来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进行比较，但其实究其根本，人们更应当把眼光投向卡夫卡。是他带动了新的也就是现代的俄狄浦斯式叙述，由此开始了先锋的“审父”。这种“审父”自然是有别于从前的古希腊传统，或者说这种创新本身就是一种抗拒传统的审父。故在现代派割裂巴尔扎克及福楼拜传统叙述的纽带下，这种贯承自古的人类特有情结其实已经开始了一份先锋的新式叙述，这是它的表现方式，也是它的表现特性。而这也是我们主题所要表达的——对于“审父”，现代派在新的环境下有了贴合自己环境的或者超过自己环境的先锋性叙述。

 故而，我们在《判决》中，可以看到有别于传统或是从卡夫卡自身首先散发出来的东西。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同命运抗争的巨大悲剧，而更有了新一代的表现力。这种表现是复杂的，不再是索福克勒斯一个个分别开来的人物，而更多地缩减了人物改用代号名字（例如卡夫卡另外的《城堡》）并浓缩重叠人物，使其成为一种近似符号化的概括。以致于上面提到的海因茨·波里策认为《判决》中的格里高尔是外在的卡夫卡，未曾露面只是提及的俄国朋友是内在的卡夫卡，而父亲则代表了上帝的一个侧面。这种无意识的杰作其实正是代表了现代派从卡夫卡延展出去的双重矛盾，并且伴随着这种双重矛盾逐渐展现出了超我的意识。小说中的格里高尔将父亲像孩子一样放到床上，轻轻地盖了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种埋葬父亲意识的外现。不论如何解释父亲总是固执地认为格里高尔欲要谋害他则是一种父亲式的强权，但对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父亲所代表的上帝所言其实是写作者卡夫卡的真实表达，格里高尔确实承载着作者对于父亲的取代想法。结合卡夫卡的本身性格来看，《判决》中的“审父》注定走向矛盾，并且服从于弱化的父式形象。结尾的格里高尔在父亲的淫威下被判决，但其实在小说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父亲所处的房间其实是格里高尔房子中的一部分，是格里高尔所拥有主动的权力。而此时父亲已经衰老，只能像犯人一样呆在一个小房间里（或许这正是卡夫卡所故意设定的囚禁父式上帝）并且不再强健，只有格里高尔的独白“他还是个巨人”说明他过去的强权。而在两人对话过程中也是由格里高尔依靠身体力量帮助（抑或是控制）父亲进行一系列动作。但到了结尾，父亲一声令下，格里高尔还是只能走下台阶，穿过川流不息的马路去投河。这声判决“我现在就判决你的死刑，判决你永远消失！”成为父亲形象的强威象征，更成了卡夫卡内心矛盾徘徊的冲击点。正如卡夫卡自己生活在父亲强势的控制下，并伴有不愉快的严酷童年，可到了成年之后经济独立，却仍旧同父亲继续生活在一起。这种看似对立的做法其实正是“审父”意识到了现代所不同于传统之处，并由卡夫卡这种特殊的人物典型地表现出来。

 由此，通过《判决》特别表现我们主题的卡夫卡，裹挟了整个时代的思潮并逐渐将他们引向他们应该去的地方。正如对卡夫卡起到影响的弗洛伊德，给予了二十世纪真正开始发光的现代派所该有的思想引导。而后者所提出的超我，不但解释了前者，更为后来的现代派找到了一定切合时代的理论支撑，尽管他时至如今依旧存在着学术争议。而到了后来的现代派，都开始不约而同地显现出他们各自或轻或重的“审父”意识，其中最典型的便是现代的迷惘孤独，正如我在第一段所叙述的。这种带有不确定的孤独迷惘是“审父”意识到了二十世纪后逐渐一步步随着时代发展而来的，并且本身在先锋上更加先锋，合而统一为“审父”在现代的先锋叙述。像《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约塞连、《在路上》的萨尔，都是迷惘而与一项固定的传统或讽或抗的人物。这就是一种“审父”的反对传统的表达，只是不像《判决》所体现的那样有典型特性。而像上面提到的本雅明，也常常陷入一种孤独迷惘，并在随笔集中认为“那些游手好闲者体现了十九世纪的敏感性”，并举出那个开始现代主义文学的波德莱尔有着对忧郁症的辉煌自我意识。于是这些作品中时间和空间的重叠，时空的不停变换，都像是这种意识的外延。也只有由此，才能在后来的法国新小说派和存在主义中，找到和二十世纪初现代派的共同特征和共同源头。

 最后，再回到最初的《判决》。卡夫卡在这篇小说中扮演了不同的自己，并且有着超我和本我的抗争，自我的调解流露。这种自我夹在二者之间，导致了荒诞和矛盾的源头，使得卡夫卡无法在超我与自我中找到平衡，以致于格里高尔走向投河。这既像卡夫卡本身的谶言，又像是现代派的境遇：在二十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现代派作家回到现实主义，在割裂传统中再一次割裂自己。卡夫卡写完《判决》是在一个短暂的通宵，在他的日记中他写说自己“处在极度的紧张与欢乐之中”，并且“将批评的重点落到自己身上”。他之所以兴奋的原因大概是通过一种无意识表达了自己的意识，可他也意识到，这种超我意义下的“审父“依旧具有像传统《俄狄浦斯王》中那样的条件。我们仍旧同是在抗拒命运中逃避命运，逃避神谕中实践神谕，对于父辈的审判并不是那样的肯定和完整。所以《判决》依旧给出一个家长式胜利的结局，而接下去的现代小说也逐渐将终点指向出人意料的回归原点。这是卡夫卡抛出的疑问，也是卡夫卡抛出的答案，更是卡夫卡所给出的双重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