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慈禧周游世界

    1908年旧历十月，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在颐和园度过了七十四岁生日，不料罹患痢疾，十天之后宣告不治。此前两天，光绪皇帝亦龙驭上宾，年仅三十八岁。仓促中，还没有断奶的溥仪做了帝国皇帝，他的父亲载沣成为最后一任摄政王。仅仅三年，帝国人心瓦解，国势土崩。大行太皇太后地下有知，会作何想？是她，还是摄政王这些亲贵，断送了“祖宗三百年基业“？

    【一】

    四年之后，大清遗民王国维在日本抚今追昔，追忆那位自己从未见过的叶赫那拉氏，以颐和园的山光水色、宝殿回廊入诗，徐徐铺展晚清的历史风云画卷。用王国维自己的话说，他写作《颐和园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摒除具体的历史认知，此诗极似吴梅村的诗史，洋洋洒洒，气势恢弘，其兴亡哀感端是动人。

颐和园万寿山

    《颐和园词》，综叙慈禧一生，在英法联军入侵、咸丰帝妃们仓皇逃亡中揭幕，尔后两宫垂帘听政，这位“西宫才略称第一“的女性，创建中兴故事，在升平歌舞中营建了颐和园。在一片故国伤心的拳拳之意里，王国维对叶赫那拉氏可谓充满了“温情的敬意“。

    这迥异于多年来慈禧的公共形象。在民族主义的革命叙事逻辑下，慈禧的形象顢顸愚蠢，迹近胡搅蛮缠的无知妇女。某种程度上，她成为百年“伤心近代史“的代名词。在华人集体记忆里，她祸国殃民、罪孽深重，甚至集互相矛盾的罪名于一身，既愚昧排外，又崇洋媚外。

    跟随王国维的怀旧之笔，我们回顾慈禧太后的政治生涯，在传统帝制的框架下，绝对可谓惊人。自咸丰皇帝驾崩后，她逐步掌握大权，在同治、光绪两朝，成为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实际统治中国一共四十八年。两任皇帝对她恪守臣子之礼，“嗣皇上寿称臣子，本朝家法严无比。问膳曾无赐座时，从游罕讲家人礼“，也就是说，进膳、出游，皇帝也得随侍在侧，不可以坐着。她屡上尊号，临终前全称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有十六字之多，堪称真正的大清第一人。

    在现有的档案资料基础上，再把这位成就惊人的女性置身于历史事件之中，我们可以描绘出一些大致的轮廓。

    首先，她极为好学。入宫前，她虽是道员惠征之女，却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入宫之后，和其他妃嫔们一起学习“圣训“以及一些德行与礼仪，由此开始读书识字。她受咸丰宠爱，参与批阅奏折，有心学习，从而得以渐渐熟悉朝章典故。王国维在诗里如是追忆：“忆昔先皇幸朔方，属车恩幸故难量。内批教写清舒馆，小印新镌同道堂。“不过，辛酉政变后，慈禧刚听政时，曾国藩曾来觐见；据他记述，太后召对问答，也不过聊聊数语，说明此时她于政事尚称不上娴熟。从同治元年(1862)开始，慈禧开始系统学习如何治国。她经常浏览由侍讲官编写的《治平宝鉴》,揣摩学习从汉初到明末的历代统治精髓，每天还要阅读由军机处进呈的实录与圣训，学习先帝们的治国方略与指导精神，到后来召见外放大臣，已经可以侃侃而谈，滔滔数百言（何刚德：《春明梦录》）。

    咸丰去世前将“同道堂“玺和“御赏“玺分赐同治和慈安，共同作为皇帝谕旨下发的凭证，后“同道堂“玺实际为同治生母慈禧掌握。

    此外，她可以说极富政治天赋。自咸丰朝以来，重大历史事件，总缺不了这位帝国至高女性的身影。辛酉政变，她不过二十八岁，其果敢机敏已经显露无遗，联合被排斥在顾命大臣之外的恭亲王，发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政变，用暴力清除八位辅政大臣，实现清朝前所未有的垂帘听政。事后由六龄幼帝下诏:“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议，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此后，她罢黜政治合伙人恭亲王，令他从此几乎无所作为，成为真正的独裁者；甲午战后，又借戊戌政变，反手为云，在皇帝已经亲政之后再度训政。她能够一再挑战体制，却没有激起巨大的反弹，可以说是成就非凡。

    在她主导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封将帅，逐次平定太平天国、捻、回等内乱，同时，自强新政次第展开，于是有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从慈禧执政的历史来看，她也并非像传统印象中那样竭力反对变革。事实上，若无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学习西方洋务运动也不可能开展三十多年。慈禧自己亦曾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年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

    也就是说，慈禧算得上帝制时代的佼佼者。事实上，也许换上另外一个人，比如恭亲王奕，也不会比她做得更好。

    【二】

    在慈禧的临终遗诰里，这位“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的老太后总结自己的政治生涯，“回念五十年来，忧患迭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这话倒也不是自矜自夸，《颐和园词》里如是记述：“国事中间几翻覆，近年最忆怀来辱。“

    确实，慈禧作为最高领袖这五十年，西人梯航远来，用暴力逼迫这个老大帝国纳入全球体系；帝国内部则乱象丛生，削弱着其统治秩序，她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庚子之役，确实是“忧患迭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么，何谓“怀来辱“呢？

    那是在1900年，在中国，是极不安宁的一年。在西潮拍岸六十年之后，义和团运动蓬发于山东，一路“扶清““灭洋“，以其戾气包裹了夏季的北京城。太后、皇帝、疆臣、民众都卷入了这场可怕的争斗中，他们的选择影响了以后中国的命运。在这场震惊全球的变乱中，联军攻入北京，老太后最终装扮成一个汉族老太婆，挟光绪皇帝乘坐着几辆骡车西逃，一路饥寒交迫，至怀来县已经如同乞食的老妪。旅途之艰辛，今人读来，也唏嘘感叹：“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存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粃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如毛发，殊不可耐。“（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数年后，福建人何刚德被外放苏州知府。按照帝国惯例，被新授府道以上官职，都要觐见谢恩。入民国后，何刚德回忆春明往事，详尽追述了这次觐见，我们得以重窥一次非常有趣的对话。这次谢恩也是在颐和园。慈禧和光绪同坐在殿厅炕上，两人面向西，太后偏南，皇帝偏北。慈禧先问了何刚德的籍贯，顺便问到福建民情教化，又问到他在江西任上的情形如何，并且追问庚子年（即1900年）地方上如何被扰乱如何结束。何一一应对。然后，老太后说了一段肺腑话：

    …………

    中国自海禁大开，交涉时常棘手。庚子之役，予误听人言，弄成今日局面，后悔无及。但当时大家竞言排外，闹出乱来。今则一味媚外，又未免太过了……

    …………

    世纪之交的这场灾祸，当时人便感叹“庚子之役，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确实，这场发轫于一个中国省份的运动，导致了全球性的危机。大规模的骚乱，杀害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外国的军事干涉，清帝国对数国宣战；随后，围攻使馆被解除，朝廷西逃至西安，洋人攻占北京，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紧接着是新政和革命。汉学家芮玛丽因此断言：“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

    时隔六年，最高决策者用“误听人言““后悔无及“来形状自己当初的迷乱。事实上，就在1900年的逃亡途中，这位老太后就说过类似的话。据接驾的怀来知县吴永（后随驾办事）在《庚子西狩丛谈》里口述，他曾听慈禧说皆是刚毅、赵舒翘误国，他们实在死有余辜。这两位军机大臣被她派去考察义和团的实力，是否真的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而他们却做出了错误的报告，以致于酿成大祸。

    在当代人看来，这不外是最高统治者用“被奸臣所误“来为自己开脱。逃亡政府在怀来县颁发的《罪己诏》，早已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确认：帝国的大小臣工们私心自用，敷衍公事；而地方官平日办理不善，以致民教冲突愈结愈深；王公大臣“惑于妖妄“，是拳匪之乱的祸首。也就是说除了太后与皇帝，其他人都有罪。

    【三】

    从宫廷档案、时人笔记可以看出来，慈禧对于义和团心情亦极为矛盾，并非如一些满清皇族那样深信无疑。她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一种可以说在所有可能性里的最坏选择，从而成为她生平的最大败笔。

    按说，以多年丰富的政治经验，什么“扶清灭洋“，她当知晓这一群被饥饿结合起来的拳民们，除了骚乱，不可能带给大清国真正的安全。而且，在1900年5月29日到6月4日之间，她的心腹荣禄连上七书，提醒太后，不管拳民是良是莠，他们的行为将导致外国的武装干涉，这比拳乱还要危险。

    许多历史学家归因于叶赫那拉氏旺盛的权欲。

    甲午惨败，创巨痛深，一般士大夫都趋于新法，一时风气渐开，光绪的态度也趋于维新。慈禧太后虽退居颐和园，仍遥控政局。光绪往来于紫禁城和颐和园之间，秉承太后意旨行事。两人之间虽说不上对立，但因为对和战意见不同，这对君后母子之间的罅隙，已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甲午年十二月，御史安维峻上疏，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话，“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事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乎“？光绪对此亦只能“震怒“，将安维峻革职，发往边疆军台赎罪。当1895年1月两江总督刘坤一觐见时，提及此事，慈禧仍然很愤怒。老太后自伤往事，“至追念文宗、穆宗不胜怨感，数数以亵拭泪“。由此看得出，太后内心有委屈。

    按照刘坤一的记述，老太后还对他表露了自己对皇帝的眷眷之情：“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今虽各居一宫，犹复时时留意。“不过何刚德记录了一条史料，可以为慈禧的话做个有趣的注脚。光绪刚亲政时，因为他身体虚弱比较怕冷，内务府大臣立山造了一片玻璃窗，装在殿门上。太后听说后大怒，招来立山，大骂一通，皇上年少，哪里就怕冷到这个地步，祖宗体制极严，在殿廷上装起玻璃窗，成何样子！终于还是撤去了殿门上的玻璃窗。

    可以说，在竞争性权力关系下，事实上很难有真正的关怀。宫廷间的矛盾会酝酿、发展，终至势同水火，而有戊戌政变后谋划废立之事。1900年元旦，以光绪皇帝签发的上谕，堪称是一段伤心无比的文字。谕旨里说，因为自己有病，皇太后不避辛劳再次出来主持国事；而对于自己没有生出一个继承人，更是“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于是决定择立一位皇子，承继同治皇帝。

    对于帝国宫廷的这一段文字游戏，可惜王国维没有涉及，也无从知晓作为一位忠于旧文化的遗民，究竟会如何看待这样传统上“大逆不道“的废立之事。

她的第一号敌人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失败后流亡海外，竭力“妖魔化“慈禧，譬如在给日本友人书信里会说：“敝国之情势，西后则守旧耽乐，皇上则明圣维新，若坐视皇上见废，则敝国从此沦亡。“（《康有为政论集》）他甚至主张太后执政缺乏正当性，她不过是“先帝遗妾“，敢行废立之事，号召全世界起来反对她。当然，不出奇地，康也从性别上大加挞伐，把她与史上一系列“女祸“相比拟，认为那拉氏是中国空前未有的灾难。

    或许在内心深处，慈禧也“认同“康有为的看法，也就是说，她的权力缺乏合法性。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她作为唯一可以转移全局的人物，却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以为洋人会强迫她把政权归还给光绪，而把帝国捆绑在一群神叨叨的大师兄二师兄身上，把这个国家和民众推向了深渊。

    【四】

    1903年，一位美国女画家，被选中入宫，为太后画像。经过三年前那场可怕的灾难性事件，慈禧在外国人眼里，是邪恶而残忍的“龙夫人“。在这位女画家眼里，太后却是一位十分和善的老太太，迥异于她所听闻的负面形象。这位名叫凯瑟琳·卡尔的女画家，将慈禧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女皇相提并论。

凯瑟琳·卡尔

    维多利亚女皇与慈禧的统治期有漫长的重叠期。不过，慈禧可与之对照的其实是伊丽莎白女皇。两人有许多共同点。虽然相差三个世纪，她们成为国家最高执政时，恰逢国家处于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社会面临剧烈变化。伊丽莎白登基时二十五岁，慈禧垂帘听政时二十八岁，均是在流血和恐惧中最后胜出。她们身为女性统治者，有许多中性特质，睿智、果决，心思缜密，又懂得适时妥协，同时也很善用女性天生的武器。譬如，慈禧召见刘坤一，会屡屡流泪以显示自己的委屈，也会以天气冷嘱托刘多带衣物这样的小事市恩。此外，继承人问题，也一直是困扰她们统治期间的大问题。

    然而，她们一生的政治成果和身后的遗产却很不同。伊丽莎白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推行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策，从而造就英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慈禧却昧于权力和个人享受，丧失了帝国转型的最佳时间。“两宫一旦同锦缀，天柱偏先地维折“，王国维慨叹光绪与慈禧相继死去，尽管他用溢美之词，赞扬老太后“茹痛还为社稷谋“，最终却还是“深宫母子独凄然“，不过三年，大清天下断送，他这个遗民只有无可奈何，“应为兴亡一拊膺“。

    这里面的原因，自然有制度因素，也有两人学识教养的差异之故。在威权统治下，制度与统治者个人之间，同时存在着合力与张力关系。制度塑造一个统治者，统治者又丰富扭曲制度。伊丽莎白女王，虽然母亲被父亲亨利八世以通奸罪处死，她从幼小时一直面临死亡的威胁，但从六岁起，父亲就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伊丽莎白有当时英国最好的老师，接受拉丁经典和希腊经典，她一生都保持了对哲学和历史的兴趣，每天都用三个小时来阅读历史名著。

    而慈禧太后的政治权谋，虽足以控驭亲贵臣子，她本人的学识却不能匹配中国所处的变局。她所掌控的是一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光绪十年（1884）左右，她已经完全地乾纲独断。以后十年，帝国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如果她有政治家的长远眼光，正是可以建设的时期。相反，慈禧沉迷于权力与享受，她耗巨大资修建颐和园，拥揽“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李鸿章在光绪初年就慨叹：“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皇嗣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焦悚莫名！“（《李文忠朋僚函稿》）可见，对太后也是诸多失望。

    集权体制下，一个统治者的精神资源往往深刻影响他的政治行为。慈禧自幼缺乏一般儒生所受的传统教育，以后所学习的不外是帝王治术。她最崇拜的是乾隆皇帝，一度还想学习他南巡。对于中国三千年的大变局，其实缺乏真正的体认。所以，她虽不像一般守旧派那么仇视西法，却也没有上升到1900年后那样迫切的认知。也就是说，她和恭亲王、光绪等人之间的矛盾，并非是旧与新的对立，内核只在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上。

    和王国维一样，何刚德对大清也怀抱感情，他做了十九年京官，相对客观地记述了宫廷见闻，自称：“虽仅一鳞半爪，然五十年来世变，亦可于此存其概已。“他肯定慈禧四十余年“支持危局之功“，也不忌讳她“性喜游观“（喜好娱乐），“喜受贡献“（乐意接受臣下的进贡）。1906年，何刚德入京，碰到老臣王文韶。庚子年慈禧西逃，王文韶是唯一一路随从的老臣，此时已经老态龙钟。他一向为人圆滑，也不禁对何刚德表露忧思：“大家皆抱怨老太太，汝需防老太太一旦升天，则大事更不可问。“可以说是老太后“支持危局“和后继乏人的注解。

    确实，经历了那场极为不堪的逃难之后，慈禧真正成了热衷新政的主事者。德龄在《清宫二年记》回忆，慈禧有周游全球的念头。“吾国虽古，然无精美之建筑如美国者。……吾今老矣！不者，吾且周游全球，一视各国风土。吾虽多所诵读，然较之亲临其处而周览之，则相去远甚，虽然其中盖有难言者。此后吾或可一行。“德龄作为受宠爱的女官，对慈禧多有溢美之词，无从断定这是否是慈禧原话，不过倒也颇符合慈禧经历兵燹之后的心理。这段时间, 她开始阅览报纸，关心时事，当时媒体亦有报道，“皇太后近日颇看各种报章 (由贝子溥伦等择要宣读)“。（《大公报》，1902.8.15）

    她此时才愿意了解、学习世界大事与大势。这不禁令人想到不过数年前，戊戌新政期间，礼部一位六品主事王照的那个天才式主意。他上奏折建议“皇帝陪同太后一起到各国去游历“，一则融洽母子关系，一则了解世界变革局面。在当年堪称天开异想，时移世易，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如果慈禧游历世界的话……历史，当然没有如果，但还是禁不住遐想，或许，她也可以成为最后一位专制者？

  转载自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