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泡餐具的前世今生
它是一种饱受争议的产品,它的全称是“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成分为聚苯乙烯。在过去长达14年的被禁年月里,它有时候被煞有介事地印上“可降解”字样,大多数时候则非常低调地进入各大餐馆。现在,它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归,撩拨起口水无数。
今年2月2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第21号令,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进行局部调整,其中在淘汰类产品目录中删除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其理由之一就是“使用后可以回收再利用”。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被禁止生产销售14年的一次性发泡餐具自5月1日起正式解禁。
解禁短短一个月,发泡餐盒这种“白色污染”隐患如同一个巨大的阴霾笼罩在消费者心头,因为回收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次性聚苯乙烯发泡塑料餐具被大量使用,废弃的发泡餐具造成严重的“白色污染”。1999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原经贸委)第6号令发布《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第一批),要求2000年底以前,在全国范围内淘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4月19日,针对国家发改委新近出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中,将“一次性发泡餐具”悄悄从淘汰目录中删除一事,北京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紧急组织了一场恳谈会,希望解禁方与主张严禁方能有一次正面沟通。
“禁了14年也没禁掉,说明市场还是有需求,有生命力;此外,白色污染问题是管理问题,不是生产工艺本身问题。”未等恳谈会正式开始,支持解禁的专家杨惠娣与反派专家董金狮就已短兵相接。
这样的论战,主禁方与反禁方至少激辩了14年。
发泡餐具,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陌生。那种白白的、轻轻飘飘的塑料餐盒,多年前曾在国内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据中国塑料餐具联合会办公室主任李沛生介绍,发泡餐盒在国内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1986年。当时他还在国务院食品包装改进办公室工作,是他一手从国外引进的第一条生产线。而这一年,出生于陕西大荔县农村的董金狮,刚从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
发泡餐盒引入国内后,马上在铁路上得到普遍使用。这种利用从石油中提取的苯乙烯为原料,经聚合而成的塑料餐盒,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添加了发泡剂,其质量变得更轻,面积也相对撑得更大,更利于盛放饭菜。但它同时有个致命弱点,就是无法自然降解。
到上世纪90年代初,铁路沿线触目惊心的白色污染引起相关部门重视。董金狮1989年从中科院环境化学专业硕士毕业后,来到原铁道部下属一处研究所上班,他所接触到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如何根治白色污染。从此,他跟发泡餐盒较上了劲。发动同事沿铁路线步行拾荒、寻找可替代性餐盒产品……
蹊跷的是,尽管国家相关各部委对发泡餐具非法生产反复打击,但它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彻底消失过。唯有上海一处,对发泡餐具实施“三分钱工程”,即允许其生产、销售、使用,但前提是厂家每生产一个发泡餐盒,必须提出三分钱,用于补贴这种不可降解白色污染的回收利用。到2009年时,上海发泡餐盒回收也陷入了半停顿状态。
而2005年,时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包装分会常务副会长的刘沛生,用三个月时间在全国10省市进行调研,发现市场上存在的发泡餐具总量,仍还占到70%左右。
“反复清理打击,发泡餐具仍在市场上存在,就说明这个产品有需求,有生命力,不应该简单禁掉。”4月19日,主张解禁的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塑协)塑料技术协作委员会秘书长杨惠娣振振有辞。
而反方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当场反击:“我们国内的发泡餐具价格低,有市场竞争力,是因为消费者买到了不合格产品,如果均要求是生产食品级合格发泡塑料餐具,哪里还有什么低价优势?”“吸毒也是一种少数人的需求,难道因为有社会需求就解禁?”
公关暗战与环保阻击“公开论战,从来都是各说各话,谁也无法完全说服对方,而背后的公关暗战,这么些年从来就未曾停止过。”一位熟悉内情的专家透露。
毕竟这一禁令背后,涉及到全国塑料行业中的一个产业规模不小的分支行业。

据现国际食品包装协会负责人董金狮统计,尽管对发泡餐具行当打击多年,目前全国范围内,仍有110多家企业在生产,主要分布在广东(36—37家)、华东(江苏、浙江25家)、福建(7—8家)、江西(6—7家)等地。这些厂家所涉及的总资产达50多个亿。
“其中不少厂家是中塑协下属的会员单位,一旦该产品禁止生产,不仅厂家利益受损,中塑协自身也会受损。”董金狮认为,这也是中塑协力推发泡餐具解禁的深层原因所在。
就在全国严打泡沫餐具时,2010年8月底,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与中塑协在京联合召开发布会,公开声称“发泡塑料餐盒是典型的绿色产品”,并透露“国家发改委已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将原先被列入淘汰类落后产品的发泡塑料餐盒取消(禁令)”。“如果这份征求意见稿能够通过,就意味着发泡餐盒将可以正大光明地重返市场。”中塑协相关人士称。
2012年1月,来自广州、深圳等地的10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发泡餐具生产企业,临时以“广东省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企业联合体”的身份,与北京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签订一项奇特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书》。
该协议书以合同方式约定:甲方广东省发泡塑料餐具企业联合体委托乙方与相关政府部门及市场监督部门进行协调,以取得政府部门行业政策解禁前的临时性许可,并加快推进行业政策解禁,及时推动国家发改委正式将发泡塑料餐具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类中删除。合同双方约定前期各家企业先付5万,事成后再各付40万元。
“这样赤裸裸的政策公关,非常罕见。”一知情者称,今年初国家发改委宣布解禁发泡餐具后,该律所前往深圳收取余下350万元款项,被10家生产商集体拒绝。“他们反问:拿什么证明政府解禁,是你们努力的结果呢?”
“关于泡沫餐盒,我们禁了想放,放了又或许重禁,政策颠来倒去,可至今连个产品标准都没有。”中国工程院教授冀星认为,国家之所以在塑料泡沫餐具政策上如此反复,是因为至今也没能找到一种接近完美的替代品。
“泡沫餐盒禁与不禁,涉及生产厂家、监管问题以及公民环保责任等诸多利益相关方,未来希望政策无论是否变化,都能真正将社会意见广泛吸纳进去。”冀星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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