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教育的数量与质量一定有关系吗？

教育的数量与质量一定有关系吗？
                                     金新
近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发布了“80后的世界——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的最新数据。这项已历时四年的调查，研究内容涉及1980—1989年出生的这一代人的家庭、婚姻、就业、迁移、住房、生育、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各个方面。值得关注的是，这份报告指出——
初中和小学就读重点学校和最后高等教育的质量并没有显著较强关系。因为数据显示，省部级高校毕业生中来自重点高中的学生比例最高，但来自重点初中和重点小学的比例相对较低。
使用这个数据的复旦学者们可能没有考虑到——
一则，全国的重点初中和小学与非重点初中和小学相比，那是九牛一毛。惟其如此，进重点初中和小学比高考不知难多少倍。就杭州而言，进文澜中学与学军小学的难度，绝不亚于进“天南海北”，即天津、南京、上海、北京这些城市的顶尖大学。二则，其许学校不能“合法”地像重点高中那样“掐尖”。
后者属次要因素，姑且不言。就前者而论，在全国大学扩招，省部级高校也“水涨船高”抑或“注水”的今天，全国的重点初中和小学的学生即便最后全部进入211或曰985高校，相对来看，亦可谓“沧海一粟”。
试问，这种背景之下，“量”化的数据有何意义亦或参考价值？
奇怪的是，这个报告的的“80后的世界：教育篇”之“教育质量”部分，竟然由是武断得出“低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对于最后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的结论，以至于有些记者先生跟进大呼曰：“所以，各地的学区房热是该降降温了。那些已经瞄准了‘宇宙中心’五道口、准备一掷万金的爸爸妈妈们，不妨再三思而行。”
窃以为，这实在是逻辑思维的“拉郎配”。
    数量与质量一定有关系吗？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观点，只能产生在科技不甚发达的低生产力时代。21世纪是一个人的质量远远胜于数量的世纪，站在科技前沿的只能是少数的“诸葛亮”，而绝非大多数“臭皮匠”。尽管他们在人格上是绝对平等的。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统计并研究一下，那些省部级高校毕业生中真正成才的人有几何，重点初中和小学的学生最终于此“几何”中权重“几何”！
权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针对某一指标而言。某一指标的权重是指该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相对重要程度。
以”“量”的指标去“权重”变化过程中“质”的指标，颇有荒唐之嫌。
发达国家讲究“标准化计分法”，也就是相对合理地对具有不同基点的“量”进行“质”的比较与鉴定，以消除简单评判的弊端。比如考试中的重量轻质现象：“现行的考分统计同录取的办法，是根据各科成绩加和所得到的总分而定出最低标准，参照规定的各门课程的最低成绩及允许的不及格课程门数进行录取。这种计分和录取的办法不太科学。由于考试科目众多,各课程的难易度不一与各命题的难易度参差，因此单科考分与各课程总分的高低，根本无法真正反映出考生的真实水平……”
近年来，社会各界要求取消重点初中与小学的呼声日益高涨，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将这一呼声反映到了两会上。有消息说，国家将于2015年前彻底取消之。扪心而论，这是顺应民意的。
笔者不支持办重点初中和小学（非教育行政化而自由呈现而有口皆碑者除外），教育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可此绝非意味着我们在调查研究时能够“主题先行”或带着观点寻找论据。
教育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同理，重点不单单是初中与小学的问题，还有高中与大学。重点初中与小学的存在与重点高中与重点大学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一个没有“重点”学校概念的国度的公民言说重点初中与小学的必要与否，那真是“天方夜谭”。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荒谬，缘自不读重点大学等于没有读大学的“集体无意识”，是因为有重点大学这个荒诞的目标。
千万别拿“义务教育”的大棒来吓人，教育“柿子捡软的捏”，本身系教育的最大不公的“不公”。
用着全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复旦重点在上海招生，浙大重点在浙江招生，北大与清华重点在北京招生……比起此等“画地为牢”，取消重点初中和小学不过是不是问题而应该解决的小问题而已。
建议中国亟需有个“教育质量万里行”机构，以曝光没有大师的“大楼”里的咄咄怪事——
北大与清华的某些学子，当年不愿读师范院校，诸如华东师大、北京师大、东北师大等一流名牌师范类大学，毕业后却去抢中小学老师的“饭碗”。
搁笔之际，兹录两年没找到工作的上海某一流名牌大学新闻系女性毕业生（甲）与某省报人事处工作人员（乙）的一次有趣而令人感慨的对话——
甲：“我长得不漂亮，又没有背景，在家已呆了一年了。”
乙：“因为漂亮与有背景而能谋得一份好工作，是社会的悲哀。但你绝不是无路可走，你想当记者，你有新闻作品吗？倘若你是一个写作人才，那就不是你以我们报社为荣，而是我们报社以你为荣！”
作为基础教育“战线”的一名教师，在下当时旁听了这一对白，内心酸甜苦辣杂陈，简直无地自容。
不知这位女生当年高考时的高分是如何得来的，又是如何在没有一篇作品的情况下顺利从211与985“双料货”一流名牌大学新闻系毕业的？！
倘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的教授们“追踪”一下，是否会得出“高教育阶段的重点大学对于学生最后成才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的结论？！
                                        2014年5月4日18时16分